福建漳州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故漳州产茶历史悠久，据漳州当地史料记载，早在唐高宗显庆四年，长泰县的天竺岩就盛产天竺茶。唐朝武后垂拱二年（686年）陈元光经奏准在泉、潮二州之间设置漳州。陈元光率领的军队，又把中原种茶饮茶之风带到了这里。此外有《华安县志》记载“：据传唐代开始仙都、华丰已有产茶。”其县城华丰镇古称“茶烘”，即取茶乡之意。

宋代以来有关漳州茶叶的文字记载日渐丰富。宋朝《太平寰宇记》载：“漳州土产腊茶。”此外，宋淳熙五年的《临漳志序》提及漳州物产时就有“其所以衣食给用者则入有粮、棉……茗之类”。另有，时任漳州通判的王炜在《清州十咏》中记述：“麦收正月尽，茶摘上元前”。这些记载有力地证明了宋朝时期，漳州地区种茶饮茶之风十分普及。

明朝以来，漳州人就有了比较高的茶叶制作技术。漳州茶商首先创制了乌龙茶，明末清初阮文锡的《安溪茶歌》中有“迩来武夷漳人制”的说法。乌龙茶的生产技艺很快地被武夷山，安溪等茶区仿效，成为福建茶区的主要制茶工艺，并随着漳人的入台传入台湾。当时，武夷山茶叶作坊中，有不少是来自漳州的制茶师傅，他们不但制茶有功夫，喝茶也很讲究。他们把岩茶及冲泡的方法带回漳州，成为漳州的饮茶风尚。当时漳州生产的茶叶不仅民间自饮，而且被列为贡品。正德间年贡“叶茶378斤，芽茶500斤”，嘉精间年贡“叶茶400斤，芽茶511斤”。《长泰县志》、《南靖县志》、《龙溪县志》等均有进贡茶叶的记载，可见当时的茶叶已颇有名气。

明太常寺卿陈天定游平和大峰山佛补祖岩诗句：“寺古多荒瓦，僧贫只荐茶”和天启进士沈起津游诏安九侯山诗句“香炉烟透云根里，雾锁茶园望海台”。不仅说明内山峰产茶，沿海地区也种植成片茶园。时茶叶贸易也渐兴隆，漳州商人往返于武夷山、安溪重金购茶。据《海澄县志》，明中叶就有茶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记载。月港作为东南沿海最大的港口，极大地促进了漳州茶叶的生产，每年都有数以百吨的茶叶，从这里运销东南亚地区。明末清初，漳州已经成了福建东南沿海重要的茶叶集散地，吸引了来自海内外的客商。

明末清初，漳州人开始在武夷山种茶、开办茶厂，“工夫茶”萌芽逐渐兴起。 清代以来，漳州人不仅制茶技术精湛，而且品茗之风日甚，其烹泡方式--工夫茶艺闻名遐迩。清三十一年(1766年)，永安知县彭光斗路过漳州时，就亲身享用了漳州的工夫茶。他说：“罢后去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园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也，”(彭光斗《闽琐记)》，时至今日，乌龙茶工夫茶还在粤东及漳州诏安、云霄沿海各县广为流行。

清末，漳州茶叶声誉鹊起，贸易居全省之冠。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他们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初至抗日前夕为2000～6000担。

民国时期，平和、诏安、长泰、华安等县已有成片茶园，至1949年，全市已种植茶叶6775亩。年总产茶叶上百吨当代漳州茶叶的名茶有平和白芽奇兰茶、诏安八仙茶、华安铁观音、长泰黄金桂、南靖丹桂茶与毛蟹茶等在国内外都享誉盛名。“功夫茶”在漳州已形成厚重的茶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茶叶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除开发新品种铁观音、梅占、黄旦、毛蟹、本山、水仙、奇兰等，还从安溪、广东等地陆续引进良种，诏安、平和县茶叶科技人员历经十几载成功选育“诏安八仙茶”、“平和白芽奇兰”两个优良乌龙茶新品种。目前全市茶叶已种植15万亩，年产量逾1.6万吨。

改革开放以后，海峡两岸加强农业合作，漳州先后从台湾引进茶叶良咱、栽培技术、先进设备、制茶工艺、漳州茶农来仅继承传统的手工揉绞、看天采摘、看茶制茶的工艺，而且开发了空调制茶、冰霜制茶、电脑温控等制作新技术，使茶叶品质不仅保持传统乌龙茶的风格和韵味，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漳州茶业在党和人民的重视下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漳州已成为闽南乌龙茶出口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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