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藤条茶颇受云南茶界瞩目，各种关于藤条茶的讨论与文章在传播。而普洱市天下普洱茶国公司董事长包忠华提出了将大老乌山打造成“中国藤条茶之乡”的战略构想，更是拉开了藤条茶大规模产业化开发之序幕。

对于现代茶产业而言，藤条茶是一种古老的新事物。说其古老，是因为这种茶树采养模式在云南已经存在数百年，并在清末民国得到大规模推广，成为当时云南一种主流的茶园种植采摘模式。说其是新事物，是因为解放后云南茶产业走向了与现代丰产茶园接轨的路途，云南传统的茶叶种植模式被抛弃，藤条茶被归为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乏人关注与研究。只有到了普洱茶兴起以后，随着生态健康观念的兴起，老茶园重新受到人们的追捧，于是澜沧江中游两岸的双江、临翔、永德、景谷、镇沅等地广泛存在的藤条茶园闯入人们的视野，人们惊叹于在现代丰产茶园与原生态放养的茶园之外，云南还拥有这么多树姿优美，形似柳条或藤条的茶园。在惊诧之余，许多人就对之进行观察与研究，也就是对这种云茶传统采养模式进行再认识，以挖掘其历史意义与当代的价值。

长期耕耘在种植与加工第一线，对藤条茶有深入研究的普洱市资深茶人李琨认为，藤条茶是云南先民劳动智慧的结晶，是古代茶农根据云南气候条件、乔木型大叶种的特性以及传统普洱晒青毛茶的制作特点而总结出的一套茶树采养模式，成为一项中国农耕文化的茶叶园艺作品，是云茶古代商品化的活见证。

“茶树不采不发，越采越发，但光采不养，就会造成过度采摘，不但使茶叶品质下降，也往往会大伤茶树元气，甚至会导致其衰亡。云南先民在长期种茶的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适合云南大叶种乔木型茶树的采养方式，一方面保证了产量，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养护手段，保证了茶树的旺盛生机，这就是云南特有的藤条茶采养方式。”李琨说。

既然藤条茶是云南茶叶的一种传统采养模式，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将之放在云南茶叶种植模式发展变迁的历史大背景下进行审视，以找到其的历史地位及其在当代复兴的价值。这就是笔者写此文的初衷。
 
云南茶产业崛起于明清
        云南是世界茶树的起源中心，也是人类最早利用与栽培茶树的地方。但是，千百年以来，云南由于地处西南边疆，远离中原文明腹地，被归为蛮夷之地，与中原发达的农耕文化及商品经济相比，云南被称为不毛之地，其所种植与加工的茶叶也被唐人樊绰所著的《蛮书》归为“散收，无采造法”。由此可见，与中国内地的主流茶区相比，云南茶区的种植与加工水平，以及茶叶商品化程度很低。

云南茶产业真正崛起是在明清两朝完成的。此前，虽有秦开五尺道，汉武帝征服西南夷，诸葛亮大规模治理南中，南诏与大理国积极学习唐宋先进文化，以及元朝将云南重新收回中央帝国之版图，并建立云南行省，大规模推行土司制度，中原文化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传入云南，与印度文化、东南亚文化、藏文化、云南本土文化一起在云岭大地上交相辉映，使得云南农耕文化得到大幅度提升，但是明代以前中原文化只深入影响了云南的昭通、曲靖、滇池及洱海等地，云南茶叶的主产区滇西南地区受汉文化影响不深，使得云南茶产业的发展缓慢，显得原始落后。

这一切从明代开始改变。从明初起，中央政权就大规模在云南推行军屯、民屯与商屯，并从江南移民至少250万人以上来到云南驻屯，开发边疆，使得云南的汉族人口在明代第一次超过本土民族，让其变成少数民族。大量汉人的迁居，带来了先进的农耕、冶炼与制造技术，并盘活了商品交易，整治交通，使得大规模商品流通变成可能。明朝沿袭元朝的土司制度，加大对土司的控制力度，积极引导土司上层人士学习先进的中原文化，在土司辖地大兴文教事业，并于明代中后期启动改土归流进程。云南古老的种茶制茶传统与来自中原的先进农耕文化相结合，终于在明代后期结出硕果，以致于成书于1620年的《滇略》提到“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而到了清代，云贵总督鄂尔泰在滇西南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于1729年置普洱府，将古六大茶山从车里宣慰司划出，先后置攸乐同知与思茅同知进行管辖，并制定贡茶制度，规范商民种植与交易行为，大量汉人涌入倚邦、易武等地种茶、制茶及进行茶叶贸易，使得云南茶叶第一次以普洱茶的名义名满天下，“京师尤重之”。

我们梳理普洱茶在明清两朝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普洱茶在明朝后期已经有些名气，到了清朝雍正年间，官府与民间合力对之进行大规模改造提升，不但能做出顶级茶上贡朝廷，还以民间商号（即过去的专业经营机构，为现代公司的雏形）的形式进行专业经营，使得古六大茶山的种植、加工与贸易迈向了专业化的快车道，从而使得普洱茶在乾隆、嘉庆与道光年间大放异彩，成为举国追捧的名茶。这是普洱茶的第一个兴盛期。咸丰、同治年间，由于杜文秀、李文学的回族、彝族、哈尼族、白族大起义，普洱茶的主要北方销售通道被阻隔，普洱茶一度沉寂了二十多年。到了光绪年间，普洱茶进入了第二个兴盛期，在传统的版纳茶区之外，相继崛起了双江、凤庆、临翔、景谷、镇沅、景东、澜沧等新兴茶区，这是自澜沧江下游的传统老茶区——古六大茶山之后，澜沧江中游两岸茶区的崛起。第二个兴盛期，横跨清末民国，一直到1942年日寇犯边而结束。

目前，普洱茶处于从2003年开始的第三个兴盛期。藤条茶作为普洱茶的第二个兴盛期高度商品化的产物，主要种植于澜沧江中游两岸，为什么云南在清末民国会大面积种植藤条茶，其能给普洱茶的第三次兴起带来哪些福德资粮，正是本文将要探讨的主旨。 

探秘滇西南茶叶的商品化
        我们梳理云南茶叶发展史，其实也是在梳理云南茶叶的商品经济发展史。我们知道，一个产业要获得蓬勃的发展，离不开旺盛的市场需求与繁忙的贸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商品经济在推动产业的进程。相对于内地而言，云南是边疆落后地区，茶叶种植与加工水平低下，虽然存在外部的市场需求，但因各地大都处于部落割据状态，经济与文化呈现封闭特征，加上交通不便，路途遥远，战乱、疾病与土匪等让商旅望而生畏，在明清以前云南茶叶的贸易量是非常小的，大都是佤族、布朗族、彝族、傣族、拉祜族、德昂族等民族种茶以自用为主，剩下的拿来交易，交易的半径大都方圆百里而已。囿于当时的条件，一个商品要贩卖到几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以外，要么是珠宝、金银、丝绸与香料等奢侈品，或者是盐巴、铁器等具备稀缺性的生活必需品与战略物质才行，不然中低档商品的利润很难支撑巨大的交易成本。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明清以前，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虽然寨寨种茶、家家种茶，但都是一小片一小片的零星种植，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拿去交易的只在附近地区，种植与加工水平低下，商品化程度非常低，当然也有贵族茶，比如车里宣慰司、双江勐勐土司用来朝贡、送礼，开展与邻邦的战略性贸易的茶，其价格不菲，但量小，不能代表云南茶叶的整体发展水平。

云南的发展基础太弱，光靠自己的原始积累，云南茶产业的商品化进程十分缓慢，其要获得超常规的发展，必须依靠强大的外力，以打破“低度发展平衡陷阱”。元跨革囊，将宋太祖玉斧一挥不要的云南这个化外之邦，重新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而到了明清两朝，随着中央统治深入滇西南，部落割据与封闭状况被打破，汉人及汉文化也大规模涌入边疆的一个个村寨。尤其是，随着滇西南的盐矿、银矿等矿产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其采用汉人带来的先进冶炼技术，大量招纳汉人矿工与工匠，委任汉人进行管理，于是大量高品位的优质矿料被开发出来，在滚滚的利润面前，闭塞的交通不再是问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条条向内地及缅甸、泰国与越南运输矿产的通路被开发出来。滇西南矿产业的崛起必然会拉动一系列其他产业的快速发展，普洱茶就深受盐矿、银矿、锡矿之惠，这就是明清两朝流行的“以矿养茶”的路数。

茶马古道，在某种程度上要称之为“盐茶古道”才更贴切，因为在过去盐巴与山货是古道上最大宗的运输物，接下来才是茶叶。滇西南的茶叶产地往往也是盛产盐巴的产地，镇沅、景谷、宁洱的盐巴给当地带来了滚滚利润，也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而名满天下的古六大茶山，主要是石屏人在拓殖，其深度开发茶产业的本钱就有许多来自其在滇南蒙自、个旧、开远一带经营锡矿。总之有钱了，才谈得上消费与投资，有了钱就可以购买更多更好的茶叶，来提高生活水准，也会重视藏区与京城的普洱茶外部市场需求，从而投资茶山，开办商号，按照市场需求生产适销对路的茶品，并响应官府的号召，商人们集资修路修桥，方便盐巴、山货与茶叶的运输。

云南的茶叶一直到现在都呈现一个特点：远离销区，运输成本高昂。为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走粗放式的道路，以低价来行销天下，云南销往藏区的紧茶，销往西北的绿茶，销往北方市场的花茶（以云南烘青茶为茶胚）都走的是价廉物美路线；另一个是走高端的名茶路线，倚邦、易武向天朝瑞贡的普洱茶，就将高端玩到极致，光制作贡茶的鲜叶就要“五选八弃”（选日子、选时辰、选茶山、选茶叶、选茶枝；弃无芽、弃叶大、弃叶小、弃芽瘦、弃芽曲、弃色淡、弃食虫、弃色紫），把普洱茶做成奢侈品，极大提高了其的附加价值，而民间的商号对于内销与侨销的圆茶也精工制作，将之做成中高端茶品，走上流路线，如今古树纯料市场的崛起，不过是满清民国的普洱茶高端市场在当代的复兴。

这两种做法，是从产品发力的，一个采取的是降低生产成本来冲抵运输费用，另一个是大幅度提高茶品的附加值，而让运输成本不再是问题。而直接降低运输成本之举措，深度改变了普洱茶的种植、加工与贸易版图。

纵观清末民国普洱茶的第二次兴盛，我们可以发现，其种植、加工与集中交易的重心已经从易武与宁洱转移到其他地方。先是加工与集散地迁移到思茅，何以故？因为思茅有海关，彼时普洱茶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海关借道法国的殖民地——越南出境。后来思茅闹瘟疫，普洱茶的加工与集散地就转向了勐海、小景谷、下关、临沧等地。转向勐海，是因为普洱茶边销藏区找到了借道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缅甸、印度这条全新的道路，从勐海装茶，经过打洛，就进入了缅甸的景栋，然后就可以通过缅甸便捷的公路、铁路与水路运输，从伊洛瓦底江口入海，再海运到印度、西藏。而转向小景谷、下关、临沧等地，是因为其在地理上更靠近藏区，可以节约运输时间与成本。

普洱茶的第二次兴盛，为什么勐海与澜沧江中游的茶区会崛起，主要是降低运输成本使然，在距离普洱茶最大销区——藏区最近的地方种植、加工茶叶与集散茶叶，从而兴起了双江、凤庆、临翔、景谷、镇沅、景东等普洱茶全新产区，也涌现了临沧、小景谷与下关这些全新的普洱茶集散地。而勐海距离藏区表面上遥远，但在近现代的交通体系下，可谓曲线运输大幅降低成本的典范，勐海也因此成为了民国著名的茶叶城与贸易城。

普洱茶的三次兴起靠的都是旺盛的外部市场需求，从而推动了产区茶农、商家与政府兴办茶事的热情，大面积的新茶园被开辟，采用良种和先进的种植管理模式，并按照市场反馈信息不断提升加工技术，生产适销对路的茶品。千百年来，云南茶叶一直存在强大的外部需求，但囿于当时云南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运输成本过于高昂，各地部落分散割据，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因此明朝以前光靠云南本土社会经济的发展很难萌生茶叶商品经济。只有到了明代，汉人及其文明大规模深入滇西南腹地，而且滇西南各种矿产的大规模开发带来了滚滚利润，将古老的边疆地区迅速拖进商品经济社会。在矿业这个支柱产业的支撑下，滇西南具有资源优势的茶叶才能得到深度开发，才能在巨额的投入下完成由山货到名茶的惊人一跃。

藤条茶是云南茶叶高度商品化的产物
        藤条茶是一种云南茶叶的传统采养方式。其的出现，是云南茶叶高度商品化的产物。

云南茶叶在自然经济阶段，其种植的可能是数千年前祖先从原始森林里移栽的野生茶树，经过千百年的不断驯化成为过渡型或者栽培型茶树；而且其没有大规模开辟专业的茶园，而是零散种植于房前屋后，田间地角，乃至大森林里面。这种自然随意的种植方式被称为“混农林茶园”，也就是茶树零星种在农田与树林里，其充分体现了茶叶商品化程度不够，种植方式落后，产量低下，加工简单粗糙，老百姓种茶树以“自用为主，交易为辅”。滇西南茶叶的商品化发轫于明朝，在清朝雍正与乾隆年间已经实现了充分的商品化，这就是普洱茶的第一次兴起，其核心产区就是古六大茶山。今天，有专家指出，易武的茶叶之所以滋味柔和，乃是经过许多代选育的结果，这就是茶叶种植先进地区广泛采用良种的表现，而布朗山的茶之所以更苦涩厚重，乃是其属于茶叶种植落后地区，种植的都是原生茶种，植株选育代数不够，也就是说人工驯化程度不足，其茶更体现原始的野性。

古六大茶山作为早期的商品化茶区，其虽然采取当时的良种与先进的种植技术，但还带有浓厚的“混农林茶园”的痕迹，也就是茶树还是跟农作物混种一起，或者直接种在森林里，只是其的种植密度与规模要远远高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茶园。到了清末民国，普洱茶进入了第二个兴盛期，澜沧江中游两岸的新茶区被开辟出来，这些大面积开辟的新茶园采取了当时最先进的满天星纯茶园种植方式以及藤条茶的采养管护模式。满天星纯茶园，改变了过去将茶苗种在农田与树林里的模式，而是专门开辟只有茶树的纯茶园，而且每亩种植密度达200—600株，远远高于“混农林茶园”每亩100—200株的种植密度。纯茶园的出现可以大幅度提高茶叶的单产，而采用藤条茶的采养管护模式，既可养树，又增加了产量。满天星纯茶园与藤条茶采养方式的出现，喻示着云南茶叶进入了高度商品化时期。

今天，我们沿着澜沧江而下，在中下游两岸的普洱茶主产区，可以将版纳茶区划为明清老茶区，而将中游两岸的茶区划为清末民国崛起的新茶区。这并不是说新茶区的茶都是光绪年间及以后种的，而是说当地大规模种茶，进入茶叶商品化时期是在清末民国。我们知道，新茶区拥有巨大的后发优势，其可以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良种与种植技术。无论是临沧的凤庆、临翔，还是普洱的景谷、景东、镇沅都有引种当时声誉最佳的勐库大叶种的经历，而且这些新茶区开辟的茶园许多就是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满天星种植法与藤条茶采养管护方式。于是我们看到，云南现存采用藤条茶采养方式的茶园大都集中在澜沧江中游两岸茶区，遍布在双江、永德、临翔、景谷、镇沅、景东与澜沧等地。而易武采用藤条茶采养方式的很少，可能当地老茶园多，已经形成自己顽固的传统，对新生事物学习的动力不足。至于版纳的勐海茶区也没采用藤条茶采养方式，可能跟勐海的古茶园主要是哈尼族、布朗族与拉祜族在种植，这些民族都把茶树当做“懒庄稼”，千百年来形成了粗放式管理与采摘的习惯，而藤条茶这种需要辛勤付出劳动的模式很难适合他们。

这也可以在藤条茶种植中心地区双江找到例证。勐库的古茶主产区分为西半山与东半山，在清末民国，东半山已经汉化，茶叶商品化程度高，故大多采用藤条茶采养模式，而西半山是布朗族、拉祜族、佤族与傣族的地盘，他们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没有东半山高，大多采用祖辈传下来的方式种植与采摘茶园。

一言以蔽之，藤条茶区大都位于清末民国新兴茶园，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中游两岸，其深受汉文化影响，是云南茶叶高度商品化的体现。

云南茶园已经发展到第六代
        要认识藤条茶独特的价值，必须将其放在云南茶树种植模式的变迁之中来认识。藤条茶出现在清代，应该诞生于普洱茶第一个兴盛期，其是云南本土的农艺与内地农艺交汇影响的产物，而在普洱茶的第二个兴盛期，即清末民国，在澜沧江中游两岸地区得到大规模推广。

千百年来，云南茶树种植模式的发展经历了6个阶段（六代茶园）：混农林茶园、满天星式纯茶园、等高条植茶园、密植速成茶园、高产优质生态茶园（含有机茶园）、稀疏留养茶园。藤条茶采养方式流行于云南第二代茶园，即满天星式纯茶园。

以下六种茶园的介绍源自云南茶叶科技专家的总结，笔者对之进行了适当修改。

混农林茶园。这类茶园建立于汉末至清代中叶，是最古老的茶园结构模式和最古老的茶树栽培农艺技术，茶树与其他一些林木混种，同时长成，茶树间距1.67m见方，挖穴单株种植，每亩100—200株。西双版纳、普洱市等地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属于这种类型。这类茶园以多种植物成分、动物成分、微生物成分组成了生物多样性，保持了良好的环境。它带有采集农业的印记，由于生产的需要，先民们把茶树从森林中迁移出来，在茶树原有的生态环境条件下种植，反映出在栽培技术上持有谨慎态度。

满天星式纯茶园。这类茶园大都建于晚清和民国时期，这种茶园模式成分结构单一，单纯种植茶树，无其他植物成分。棵对棵，顺山坡栽种，1—1.67m一株，每亩200—600株。凤庆、临沧、云县、景谷、景东、澜沧等地的老茶园属于这种模式。它的产生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经营者要求更高的经济效益，混林茶、混农茶作为副业性的商品生产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了，必须向主要副业和专业生产转变，茶树必须从林子里走出来，茶园中的其他效益低的植物必须清除出去，为在单位面积上少投入、多产出，势必要增加种植密度，提高管理水平，于是纯茶园就出现了。纯茶园在我国东南文化与商品发展较早的地区出现较早，在西南较晚。纯茶园与大茶区应是同时出现。

等高条植茶园。这种茶园和技术早期可能是在中国东南形成，在新中国诞生后，输入西南，它是现代茶园结构和农艺的开端。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家把大量科技人才输送到云南，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农业八字宪法”的指导下，在60年代开始发展等高条栽、合理密植的新式茶园，这种茶园，从茶树本身改善了茶园种植结构，第二次提高了密度，每亩种800～1300株，与坡向垂直，等高排列。有的还开了梯台，提倡在茶园种遮阴树、防护林，设排水沟，修建道路等，加强了水土保持功能，提高了单位产量和效益。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中国包括云南所建立的茶园都是这种模式。这一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专业茶场。在云南，这种茶园有70万亩。

密植速成茶园。上世纪80年代在全省推广应用。这种茶园是在等高条栽的基础上，以土肥为基础、以密植为中心，把握好修剪养蓬采摘的技术关键，进一步把种植密度提高2.5—4倍，每亩3000—5000株，以高标准、高质量作建园指导思想，以高投入、快速高产出作建园原则。

高产优质生态茶园（含有机茶园）。生态茶园遵循自然规律，按生态学原理和生态规律建立起来的多成分、多层次、多功能、结构稳定、系统平衡和具有稳定持久的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应的茶园。1986年开始，在云南省茶叶综合示范区的勐海、澜沧、双江、腾冲、临沧等县试验示范。

稀疏留养茶园。2010年普洱市开始尝试此种种植模式并在全省推广。其做法是，对密植的台地茶园施行砍一株留一株，或者砍两株甚至多株留一株，以减少茶树的种植密度，在数年内对茶树不采摘，或者少采摘，尽量让茶树自然生长，并广植覆阴树，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营造茶树原生态的生长环境。

通过这六代茶园的逐一介绍，我们可以发现：混农林茶园是典型的自然经济形态下的茶园，满天星纯茶园是云南茶叶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出现的专业化茶园，这两种茶园都是云南传统茶园；等高条植茶园、密植速成茶园与高产优质生态茶园，都是云南茶叶与现代丰产茶园理论深度接轨的产物，其从解放初期起一直盛行到21世纪初，云南传统茶园种植模式被归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大面积的老茶园在低产茶园改造名义下被台刈；到了2010年，随着古树热与原生态观念的兴起，云南茶叶种植又出现了返祖现象，即返回到第一代与第二代种植模式，现存的老茶园受到追捧，效益不高的台地茶除了升级改造成现代生态有机茶园之外，还通过稀疏留养的方式将之改造成传统老茶园模式。
 
        藤条茶：云茶传统采养方式
        混农林茶园与满天星纯茶园都是云南传统的茶树种植模式，前者的优点在于模拟了茶树的原生态生长系统，属于典型的放养型茶园，种出来的茶山野韵味十足，缺点在于产量低，很难满足大规模商品化的需求；后者是针对前者产量不足而专门开发的专业化纯茶园，种植密度要大得多，除了茶树几乎没有其他树木和农作物，并往往将之培养成藤条茶园，做到了采摘与养树的深度结合，也就是改变云南第一代茶园尽量不进行人工干预的方式，对茶园经常松土、除草与施农家肥，并培养树形，发挥茶树的顶端生长优势，让其多长生长分枝，增加鲜叶产量。

混农林茶园采用的是自然放养的茶园管护模式，以放养为主，采摘利用为辅，而在满天星茶园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藤条茶采养方式，做到了采养的有机结合，采茶即是养树，把树养好，即是为了更好的采茶，因此其是云茶传统采养方式的一个代表。

“这种茶树叶片很少，主干和岔枝裸露可见，岔枝上长着几十根上百根又细又软又长的细藤。一根根细藤的下段也裸身无叶，只有藤条尖顶长着几个嫩芽和几片嫩叶，整棵茶树看上去带有一种柳树低垂柔软的姿貌。双江人将这种树上尽是长藤，叶片很少的茶树称为藤条茶。藤条茶是靠人工修整培养出来的，将茶树塑成藤条状，是双江清朝时期已有的养培法。”茶文化学者詹英佩在《茶祖居住的地方：云南双江》一书中对之作了详细的介绍。

李琨认为藤条茶是云南多少代人的经验总结，是结合云南大叶种乔木茶树的生长特性、普洱茶传统晒青毛料特性以及山区茶区的气候特点而总结出的一套茶园管护采养模式。他详细介绍了藤条茶采养法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手法，兹整理记录如下：

藤条茶基本原理与操作手法（总结人李琨）：

1、茶不采不发，越采越发。多采可促进其分泌生长素，刺激茶树再发芽。故按采养结合方式管护茶园，现实养树与增产的有机统一。

2、培根塑型

培根：施肥，深翻，松土，挖断须根，改善茶树的土壤生长环境。

塑型：实施采芽打顶分杈，建立一级生长枝、二级生长枝、三级生长枝，等级续生生长枝，使生长枝多而不细，密而不乱，建立好树形，扩大采摘蓬面，确保丰产。

为何要打顶分杈？

云南大叶种茶是乔木茶树，如果不打顶分杈，它会像其他乔木树一样“长高不长蓬，树大无产量”。

为何建分级生长枝？

生长枝不够，蓬面少，茶树生长不健康，产量少。生长枝过多，茶树吸收不好，供给能力弱，鲜叶小而碎细，外观品质差，采摘还耗工费时，芽叶数量多，产量（重量）不增，质量下降。

3、富长芽，穷生花

如果土壤有好的条件，好的肥力，好的供给，那么茶树会多长生长芽，反之产生花芽，使整株茶树花果满枝，过早进入繁殖期与衰亡期。一般老百姓采用常翻土，勤施肥，附清除（清除附在茶树上的寄生物）的方式来进行人工干预，让茶树保持旺盛的生机。

4、保生长，抑繁殖

具体方法：顶留叶，侧修枝，隐修除。

顶留叶：采摘时，将枝条上的芽叶一次采净，只在枝条顶部留两片叶子，到下一拨的采摘时会产生两个芽，产量就因此倍增。采摘时，壮芽，留叶采；弱芽，连马蹄将叶片一次清除，减少分枝（留马蹄会长分枝），以确保顶端能获得有效的营养供给。

侧修枝：建立起来的蓬面，很多会弱化，会衰退。这些衰退的枝条就要修掉，减少其对营养物质的占有，这有利于通风透气，增加阳光的照射，让树体更健康。

隐修除：是指清除隐患，因为每一片叶柄都有一个隐藏芽，大叶片（老叶）制造的养分供这个芽，其多数为花果芽，清除隐藏芽，也就是清除了花果芽萌发机会。

5、耗生长，保持续
鲜叶肥壮的时候，要留养，形成小芽、空心芽的时候要及时采摘，在一天内一次性将一棵树采完，所以经常有七八个人同时采一棵藤条茶单株的现象。
将芽叶养成熟了再采，这是因为采摘嫩度高的话，茶树生长素没耗尽，促使隐藏的芽萌发，品质不高，使茶树凌乱，缺乏后续生长能力。这些潜伏芽在生长芽与花果芽之间转换，如果过早的消耗潜伏芽，一旦茶树发生意外，茶树再次恢复生长萌发的机会减少。 

两种传统采摘管护方式之比较

自2003年普洱进入第三个兴盛期开始，云南茶产业迅速向传统轨道回归，传统种植与加工模式得到推崇，其产品附加值不是现代丰产茶园所能比拟。在这种复古风潮下，云南的老茶园受到追捧。

老茶园指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开辟的混农林茶园、满天星纯茶园、等高条植茶园，其跟后来出现的密植台地茶园有着本质的区别。等高条植茶园也是现代农艺的一种产物，但其属于从近代农业向现代丰产农业的一种过渡，茶树种植得还不太密，而且提倡在茶园种遮阴树、防护林，设排水沟，修建道路等，为茶树营造良好的生态系统，故归为云南老茶园的范畴之内。

至于1980年代以后大面积推广的密植速成茶园、高产优质生态茶园（含有机茶园），都是密植型茶园，其区别在于前者只顾追求产量，而后者在产量的基础上兼顾了生态健康理念的述求，其属于云南现代新式茶园的范畴。在原生态观念的冲击下，密植速成茶园迅速边缘化，其加工而成茶叶往往被归为市场的中低档货，高产优质生态茶园（含有机茶园）因为有生态观念在做底子，其附加值要大大高于前者，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密植台地茶园通过改造成为高产生态茶园或有机茶园，其将在未来面临残酷的市场同质化竞争。

由此看来，品质不但要提升，产量还要下降到适度水平，不能再盲目去追求高产，才是云南茶产业原生态浪潮之主流。于是，我们看到云南现存的80年代以前的老茶园受到人们追捧，明清与民国茶园更是以古树茶的名义笑傲中国茶之江湖；对于，现存面积最大的80年代以后定植的丰产台地茶园，人们也纷纷对之进行升级改造，一种是在茶园产量下降不大的情况下将之升级为现代生态茶园与有机茶园，另一种是通过稀疏留养方式将之改造成传统茶园，通过牺牲产量，打原生态牌，来大幅度提升茶园附加值。稀疏留养茶园，就是云南最新的一代茶园（第六代茶园），其是原生态消费观念兴起以后对台地茶进行返祖式改造的产物。

老茶园、新兴仿老茶园大都采用自然放养与藤条茶采养法两种茶园管护模式。自然放养模式，主要是云南第一代茶园的产物，其产量太低，就商品化而言，其能作为一种奢侈品存在，满足少数高端消费圈子人群的需求；藤条茶采养法是云南第二代茶园的产物，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其做到了一定的量产，其适应于云南大多数老茶园以及新兴的稀疏留养茶园，适合当做中高端市场的主流来推。

在古树茶的热潮冲击下，按照自然放养模式管理的茶园，由于产量太低，茶农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往往按捺不住，拼命给茶树施肥，松土与除草，并把遮阴树砍了，增加光照强度，促进茶树的光合作用，以促使茶叶发得更快，更多，而茶农采摘的轮次也在大大增加，留给茶树休养生息的时间越来越少，在过多人为干预下，许多非常出名的古树茶滋味变淡变薄，原始野韵逐渐成为传说，而古茶树也因为过度采摘利用而迅速衰老甚至死亡。于是，从2010年起，人们纷纷指责茶农对古茶树进行过度管理与采摘。同时，藤条茶采养法也从澜沧江中游两岸向易武等地传播，在许多以前自然放养的茶园茶农纷纷学做外面传来的藤条茶，这也让许多坚持自然放养概念的茶人、茶商乃至专家，大呼狼来了，藤条茶这个片面追求产量的怪胎，会把云南最宝贵的古树茶资源彻底毁掉。

许多人只看到了藤条茶增加产量与对茶园进行深度干预的一面，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科学合理的干预，是云南先人在农艺方面的智慧结晶。云南茶园从第一代混农林茶园向第二代满天星纯茶园过渡之时，我们的先民已经找到了一种合理的人工干预，升级了很难量产的自然放养茶园。到了21世纪，云南茶叶掀起了复古之风，我们不但要大力弘扬自然放养的价值，更要认真继承与发扬藤条茶采养法，因为其更能代表云南茶叶发展的主流。

当自然放养模式遭遇不能量产瓶颈，要量产必须过度管护与采摘之时，我们是否该回到云南第二代茶园的传统去，其采用藤条茶采养法，做到了“既增产，又把茶树养得生机勃勃”。因此，当自然放养茶区纷纷学习藤条茶之做法时，其实是一种历史进步，藤条茶作为云茶传统采养法值得在全省大面积推广，其不但可以用在老茶园上，也可以用在台地茶园的升级改造上，将之改造成稀疏留养原生态茶园。

当然，传统也有不足的一面，比如满天星纯茶园只种茶树太过于单一，其可以学习云南第三代茶园——等高条植茶园的优点，在茶园种遮阴树、防护林，设排水沟，修建道路等，加强了水土保持功能，以改变纯茶园单一的种植结构，使得其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更加彰显。还有关键的一点，藤条茶园怎样做好采与养的平衡关系，这一方面我们要继承好传统，另一方面也要运用新知识新技术对之进行升级改造，通过不断的扬弃，使之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此外，对于茶农不严格遵循藤条茶管理原理与操作手法之行为也要进行大力引导，比如藤条茶一年最好只采三次，尽量不要超过四次，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养树，可是许多地方的茶农一年常常采四到五次，这就会造成茶树过早衰弱甚至死亡。

堪称藤条茶问题专家的李琨说：“采用藤条茶采养方式，只要根部不出问题，茶树就一般不会出问题。根部出问题往往是由于土壤板结、干旱与水涝，只要管理到位，一般可以避免。”

作者：白马非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