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女采茶－夏林涛 摄

从古至今，闽东就是中国茶叶生产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沃壤，自产茶之始，就与横亘绵延千年的中国茶业一起闪耀，一起黯淡，一起复兴。爬梳悠悠闽东茶史，它的轮廓逐渐在袅袅的茶烟中清晰，如同它的茶一般醇厚而绵长，令人饮之适然，品之悠然。

西晋：闽东茶业的第一道曙光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闽越族先民在闽东繁衍生息。经历秦汉动荡，闽越族先民腾挪转移江淮一带，中原汉民则入境侨居。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在闽东境内设“温麻船屯”，因造船技术的要求，使苏浙一带的造船工匠及亲属移民此地，茶叶生产技术与茶俗也随之传入。然而，有史可考的闽东茶业则肇始于西晋时期（公元265年~316年）。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温麻县正式建制，隶属晋安郡（福州），并沿用六朝，成为闽东唯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20世纪80年代初，在离温麻县治址2公里的龙泉山、眉头山古墓发现晋、南朝时期茶具青釉小盅、青釉盅等文物。1990年6月，霞浦古县村村民林庆和在西北坡段发现一处南朝古墓，发掘出土有造型小巧的、富有光泽的托杯、五盅盘、三足炉、三足碟等12件文物，三足炉、托杯、五盅盘等为当时煮茶、烹茶器皿。

唐宋：贡茶光环下的闽东茶

隋以降，温麻县虽几经沿革，但茶业却是从未停止过发展的脚步。唐宋时期，因行政建制，使闽东一部分地区生产的茶叶纳入了贡茶的体系，并在闪耀着贵族气息的贡茶光环下平凡地发展着。据《唐书·地理志》记载：“福州贡蜡面茶，盖建茶未盛之前也。今古田、长溪近建宁界，亦能采造……”。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闽东的长溪、古田二县属建安、建州、福州辖区，产茶已比较普遍。1972年，福安县文物考古队在溪潭乡溪北村的后山唐墓中发掘青釉茶托杯3件，更是有力地印证了唐时闽东茶业的发展情况。入宋后，宁德析出关隶镇改为隶属建宁府的政和县，此时建茶之冠的北苑茶已荣升为御茶，且“斗茶之风”日炽，更是带动了闽东制茶技术的不断提高，这从1958年宁德县飞鸾大窑址出土的黑釉兔毫盏、青瓷碗以及1986年在福安赛岐镇苏阳村的一古宅废基发现的一块黑瓷兔毫盏残碗上可窥见一斑。

明清：多茶类“群星璀璨”

元代，北苑茶渐衰，武夷茶的兴起，使闽东茶叶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明初，随着明太祖朱元璋的“罢造龙团，改造芽茶以进”政策的颁布，闽东已有炒青绿茶出现，并实现大面积生产，其制茶技艺在生产的过程中不断改进与完善。明末谢肇淛《长溪琐语》载：“环长溪百里诸山，皆产茗。山丁僧侣，半衣食焉。支提、太姥无论，即圣水瑞岩、洪山白鹤，处处有之。”至清初，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记述：“闽方山、太姥、支提俱产佳茗。”此时，闽东的太姥山绿雪芽、宁德县的支提茶、天山芽茶已闻名遐迩了。之后，更是相继出现了白茶、红茶、花茶，成为绿、白、红、花茶多茶类争奇斗艳的局面，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李拔《福宁府志·物产》：“茶。郡冶俱有，佳者福鼎白琳、福安松罗，以宁德支提为最。”清末，闽东海路开放以后，茶叶成为闽东的主要土特产和出口商品，深受海内外消费者的称誉。

近代：盛极转衰的无奈

民国时期，闽东茶叶生产进入了鼎盛时期。1912年，闽东茶叶产量达5164吨，茶类花色品种齐全，红茶、白茶、绿茶、茉莉花茶、黄茶和乌龙茶的品类非常丰富，名优茶不断涌现，部分茶叶实现了机械化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1936年，闽东茶园面积已达25万亩，茶叶产量达7712吨，占全省茶叶总产量的63%，堪称“全省第一”。1937年，中茶公司福建分公司成立，在福安、福鼎成立示范茶厂，统制茶叶制造工艺和制定运销办法，对闽东茶叶的生产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可惜，国难当头的无奈使闽东茶业不得不在硝烟战火中低迷、消沉下去，茶园面积和茶叶产量骤减。

现代：在曲折中不断前进

新中国成立以后，闽东地区各级政府十分重视茶叶生产，为了促进茶叶生产的恢复与发展，特别采取了茶叶奖售等一系列的扶持措施，以提高茶农的生产积极性。在毛茶的收购上，专门设置了茶业机构，中茶公司福建分公司分别在福安、福鼎建立了茶厂，下设数个采购站，开始划地区收购毛茶。1984年，随着国家对内销茶和出口茶的控制权彻底放开，闽东茶业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与改型转轨。

此外，通过一批茶叶工作者的辛勤耕耘，闽东茶业迅猛地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闽东茶业日新月异，在茶园面积、产量、质量、出口量、产值、良种普及率、名优茶开发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度，成为推动福建茶产业发展的一支劲旅。据统计，1977~2007年的30年间，闽东茶园总面积由40多万亩发展到80多万亩，将近翻了一番；年茶叶总量从7400吨发展到近6万吨，增长7倍多；年毛茶产值从不足1亿元增加到11亿多元，净增10亿元以上。截至2008年，宁德市茶园面积85.85万亩,产量6.26万吨,居全国产茶地市之首。建国60年以来，闽东的茶类结构也不断趋于完善，拥有绿茶、红茶、白茶、乌龙茶以及再加工茶的茉莉花茶和工艺茶等茶类，是全国茶类最多的地区，特别是绿茶产量更是占据了福建省绿茶产量的50.5%,成为全国最大的绿茶生产基地。

>>>延伸阅读：与闽东茶业史有关的几个名人

葛洪：晋代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家。字稚川，号抱朴子，江苏丹阳句容人。他曾在闽东洪山（在今霞浦县南部）和霍童（在今宁德）等地，用茶树的叶片经过蒸熟研末，掺入含药料的矿物质、草药等炼丹制药。当时，因炼丹原料的需要，他在江、浙南迁时把茶种和种茶技术一起传播到了闽东。《霞浦县志》中记载了一首清道光举人黄钟泽的诗，他在游洪山时见到葛洪当年炼丹留下的药炉与茶鼎，诗曰：“或云曩日稚川子，于兹结尾烧丹铅。典午迄今过千载，药炉茶鼎犹流传。”

陆游：南宋著名爱国诗人。字务观，号放翁，浙江绍兴人。绍兴廿八年（1158年），任宁德县主簿，翌年秋调任福州任决曹，淳熙五年（1178年）受命提举福建常平茶事（署司在建州）。在闽东任职时间虽短，但他在福建为官10余年，曾教导民众“宁可舍酒取茶”，受到当地黎民百姓的敬仰和爱戴。至今在宁德蕉城区南际公园里还有一座陆游的塑像。对闽东茶的韵味，陆游则有 “舌根茶味永”、“茶甘半新啜”、“瓯聚茶香爽齿开”和“茶散茶甘留舌本”等这样的描述来赞誉茶的优异品质。

冯梦龙：明代杰出的通俗文学家。字犹龙，别号墨憨子，江苏吴县人。崇祯七年（1634年），任寿宁知县。在任期间，他曾深入寿宁各村户考察当地自然地理、资源禀赋、农业生产、风土人情等，将据此修撰成《寿宁待志》，其中有“三甲住初垄，出细茶。十甲住葡萄洋村，出细茶。茶出七都”的记载，为后人提供了明末寿宁茶叶生产的史料。

李 拔：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字清翘，号峨峰。四川犍为人。乾隆廿三年，任福建福宁府知府。在任期间，他十分重视发展农业，常深入茶山视察，并积极倡导村民种茶，并留下了《峬源八景·阳谷甘泉》、《茶园晓霁》、《寿宁八景·茗溪清泉》、《双髻凌云》等10多首脍炙人口的茶诗。此外，他还亲自编撰了45卷、百余万言的《福宁府志》，这是研究闽东历史的珍贵资料。

吴振铎：现代“台茶”之父，福建福安人。综观他的一生，他从小就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1936年，吴振铎考入当时全国唯一一所高级茶科学校——福建高级茶科学校，成为该校首届的毕业生，后又就读于福建农学院，主修农艺。1947年，应台湾农业试验所之聘，吴振铎任台湾平镇茶业试验分所制茶系主任，后留台工作。事茶数十年来，他在茶学教育、茶树育种、茶叶制造、审评等方面成果颇丰，尤其是成功培育了“台茶12号”(金萱)、“台茶13号”(翠玉)在台湾广为种植，并在回乡探亲时将这些茶树新品种带回家乡推广，为海峡两岸茶业的交流与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