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之秋》：[美]史蒂芬·普拉特著 台湾卫城出版社 2013年5月第一版

1《太平天国之秋》将极大热情和篇幅，贡献给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高度肯定其对中国开放、现代化的意义，这显然是将言语等同于行动、理论等同于实践了。

1963年，有一位美国人，气象学家爱德华·诺顿·洛伦兹（Edward Norton Lorenz）在演讲中打了个精彩至极、流传至今的比喻，说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扇翅膀，两周后就可能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

　　在《太平天国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该书即将由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简体字版）的作者、同样是美国人的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 Plat）看来，美国和英美世界所发生的一系列大事，就仿佛一只扇动翅膀的蝴蝶，而遥远东方的中国，则是美国蝴蝶所掀起龙卷风的波及地。

　　按照普拉特在书中不厌其烦的阐述，美国南方的优质棉花，和英国工业革命所激发起的棉花需求，构成当时世界经济循环的主体，而英美两国通过转口倒卖中国茶叶所获得的暴利，则是前述经济循环中必不可少的推力。太平天国运动波及东南半壁，导致英美茶叶利益严重受损，迫使两国下决心干涉中国内战，并直接导致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这种将“小历史”置于“大历史”背景下通盘考量的视野，是传统史学研究，尤其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所欠缺的。长期以来，号称“小金花”的太平天国历史研究，在华文圈中几起几落，对太平天国印书、文书，清方官书、奏牍，时人笔记、方志等，从不同角度作了较充分的利用，但囿于条件、视角等主客观因素，对同时代外文文献的利用相形见绌，更缺乏如《太平天国之秋》这样将中国内战和当时地缘政治、国际形势尤其国际经济形势、利害、全球市场等因素相联系的研究思路和成果。从这个角度说，普拉特的这本书，对中文圈太平天国研究及其研究者而言，有很大的补益和启迪作用。

　　然而，美英棉花贸易链，以及其与中国茶叶间的关系，是否真的能产生如书中所言的震撼力？

　　普拉特尽管用了大量篇幅和数据，叙述了中国内战对江南产茶区的破坏，却弄混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对国际市场而言，中国最重要的产茶区并非名声遐迩的江浙，而是福建的武夷山区。这一带产茶区并不处于内战漩涡中心，最集中的战火破坏，系1864-1865年天京陷落后，而此时距英、法帮助清军防守上海，已过了两三年之久；更不应忽视的一个错误，是英、法早在1856年就占领了广州，1860年就占领了北京，而他们对太平军所控制长江的染指，同样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其目的则是打通从清朝手中获得的沿江通商口岸航线，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中国茶叶”这只小蝴蝶翅膀所能覆盖的。更何况，早在1834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就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种茶问题研究委员会秘书高登化装潜入武夷山区，将茶种偷出，在印度大吉岭移植，并鬼使神差地培育出和中国品种迥异、却更受欧美世界青睐的大叶种红茶。所谓“中国茶叶暴利”，实际上早在鸦片战争时就已近乎“过去时”。很显然，《太平天国之秋》所描绘的“蝴蝶翅膀”虽美，却远非中国内战问题的本原—至少不是最重要的本原。

　　海外藏有太平天国史资料最丰富的，是英国。由于英国是当年第一强国，也是和太平天国打交道最多的国家，更通过1856年占领广州和戈登“常胜军”经略苏南，获得大量珍贵档案、文献。英国图书馆东方部、剑桥大学图书馆、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会档案，和牛津大学鲍德利图书馆等，都是公认的海外太平天国资料“富矿”，此外法国、德国、荷兰等也所藏甚丰。与之相比，美国在这方面有长有短，长处在于资料来源的多样化和中立性，如顾盛、伯驾、晏玛太、罗孝全……这些特殊人物的资料来源，都是前述外国渠道所不具备的，短处则是绝对数量和种类的稀少，相对于英、德、法、荷典藏之丰富，美国所藏太平天国印书只国会图书馆中原属顾盛藏书的十册，其他一手资料也寥寥无几。

　　然而，和贫瘠的典藏相比，美国长期以来却一直是海外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最“热闹”的地方，各种新颖观点层出不穷。这和美国学术思想活跃，善于应用数据、推理，以及素有多领域比较传统等有很大关系。这种“大历史”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当代中国历史研究者解放思想，起到了“当头棒喝”的功用。

　　但毋庸讳言，对一手资料，尤其中文一手资料积累、研究和利用的不足，妨碍了美国（包括在美国的华裔）太平史研究者的工作，使之研究热闹有余，细致不足，想象力有余，“耐咀嚼性”不足。以“大历史”开拓视野，启迪思路，补益“盲区”，是极为有益的，但倘认识不到这种对异域人文研究的“宏观视角”，在很大程度上有为其“微观视角”上先天不足藏拙之意（尽管作者本人未必意识到这点），就会影响到对包括《太平天国之秋》这类美国研究成果的利用率。还应认识到，《太平天国之秋》所依托的资料，主要来自简又文先生的编译提供，在“元素”，尤其最珍贵的一手资料的积淀上，较顾盛等前辈更形逊色。

　　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后不久，洪秀全匆匆写了封信，托一个姓叶的师帅不远千里送给住在广州的宗教老师、美国南部浸会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因为投递出了些问题，信封损坏，这位叶师帅不得不托当地天地会朋友造了个假信封再次投递。而这个和第一次投递时明显不同的假信封，却被罗孝全的邻居、曾参与《中美望厦条约》谈判，后来出任美国驻华公使的伯驾医生（Peter Parker）断然鉴定为真品—当时美国对中国内战的影响力，或当时美国人对中国内战各方的观察力，恐不会超过伯驾，当然还有罗孝全的水平，蝴蝶翅膀虽美，又能扇起万里外几许波澜？

　《太平天国之秋》还将极大的热情和篇幅，贡献给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高度肯定其对中国开放、现代化的意义，这显然是将言语等同于行动、理论等同于实践了。这样的见解放到今天太平天国研究的坐标衡量，无疑是偏低的，甚至可以说是天真的：作者研究素材大多来自简又文先生，而简又文先生早在民国廿四年（1935）出版的《太平天国杂记》中，就编译了英国政府翻译富礼赐(R. Y. Forrest)在太平天国尚未覆灭时写的《天京游记》，这个和洪仁玕有密切交往和私人友谊的英国政府雇员对洪的评价，是“立志甚高而赋性竦懒”，且死要面子，能提出各种精辟的见解，却缺乏坚持和推动的勇气。很显然，《太平天国之秋》的作者既未在这方面真正充分消化所获得的素材，也未能超越一个半世纪前富礼赐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