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武夷茶事，对我来说有点朦胧，而对于60后的武夷茶人更是陌生。那是一段曲折多变的茶路：它从旧的经营方式过渡到新经营方式。期间，享受过被宠爱的自豪，也蒙羞过被冷落的耻辱。

1951年1月，崇安县进行土改，茶乡也然。分得茶山的农民，深知武夷岩茶的珍贵，高兴不已。虽然制作上遇到缺厂房、少工具等困难，但再高的门槛也被他们跨过了。有条件的单家独做；无能力的则联络亲戚朋友合伙干，茶品归各自，成本按数摊，倒也相安无事，皆大欢喜。那时茶价不高，每斤2元左右，但物价非常低，茶农有利可图，而且茶品由国家收购，无需自找门路。茶家日子谈不上红红火火，也可说是衣食无忧。茶农开荒种茶的积极性很高，靠双手一锄一锄地挖，相当不易。

到1957年的“黄金时代”，全县茶园面积达14976亩，比土改前扩大了42%。驻在水帘洞的劳改小队，已代县政府管理九龙窠、鬼洞公产茶地。当时只要是无主山场，茶农均可去开荒，无人干涉。我们家也是如此，每年冬天开一点，过了元宵便开种。

那时栽种基本上是传统老法，茶籽直播。但茶农更喜欢栽压条水仙，成活率高，采摘期快。水仙茶苗大都是从建阳、建瓯整车调来。县里也重视茶苗问题，进行试验。1955年，黄柏、柘洋等少数地方也开始压条培育水仙，黄柏乡超天自然村先行一步，开始实验短穗育苗。县茶业局总结其优点：“材料省（指茶枝条）、生根快、根群发达”，受到县人委表扬。

茶农很重视茶地管理。“七（月）挖金”是他们坚守的信条，春夏还要锄草、冬天劈山。虽然对肥重视，但主要靠填客土，由于很费工，所以只有少数茶山为之。此外是种绿肥，如猪屎豆、爬地兰、满园花、苦萝豆等，讲究的还施以草木灰等，有的甚至还浇粪尿。那时化肥极少，要凭分配。茶农各显其能，新老办法并用。

尽管花费心机，但由于缺少化肥，老茶园茶丛稀疏，除水仙外大多是茶丛矮小。新种的茶大多又未进入开采期，产量特低。据1957年测算,亩产才14.6斤。尽管如此，县里还是每年开茶农代表会、总结会、表彰会，制订增产方案。1957年12月，崇安县向省农业厅、地委、专署报告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茶业生产情况暨第二个五年生产计划（草案）》。总结情况详实，制定计划稳妥,五年只要求总产量增长30%。措施切实可行：一是加强茶园管理，补丛培土；二是开垦荒山，扩大面积；三是选择良种等。

可惜好景不长。1958年，“卫星”越放越高。茶叶并坵移丛、猛施肥田粉。我家水帘洞那块水仙地，插上“千斤亩”的鲜红大牌。茶业“总结”上赫然写着：“为了卫星放得高，因此背铺盖，挑汽灯，到茶地扎营”“白天除草挖穴，晚上施肥浇水。”“武夷公社发射了亩产4053.75斤的高产卫星。”据此粗算，一平方米要产出6.5斤茶青，大约可堆5公分厚。茶树倍受折磨,采了春茶采夏茶，继之还要采秋茶，“创造”出空前绝后的“千斤亩”。

那一年的崇安县上下“轰轰烈烈”，秋茶也乘势而来，季节不等人，县里把“崇中和城区中小师生一千余人停课五天”赶去采茶。崇安茶场茶地上，人头攒动，黑压压、密麻麻，还有高音喇叭助阵。采后进行称重张榜，第一天我得了全校第一名，同班的曹贵娥名列第二，因为我们都是茶家子弟。

那场景与其说是采茶，还不如说是赶鸭子，不知落下多少没采下。老人看了真摇头，一脸无可奈何。可有的人真敢说大话：短穗育苗，“亩插六十万根”，比常规多了几倍。至于怎么插下去？后来出土了多少苗？未见记载。

茶叶生产的冒进，引起有识之士的反思。1959年“总结”大胆地写了一笔：“去年大炼钢铁后，夏秋茶半采半丢。”1962年“总结”就尖锐了：“前几年不合理的采粗老茶，严重破坏了茶树生机，至今尚未完全恢复。”这些原因只是其一，关键在于生产组织形式，“一大二公”明显抑制劳动生产积极性。更大的问题是产茶区靠政府拨“定销粮”，标准低，不够吃。农民宁种稻，不种茶，普遍反映“超粮可多吃粮，超茶吃不饱”。

人民公社化后，江西上饶也搞大集体，劳力不得外出。采制茶叶是个季节性极强的农活，没请外来工帮助，是绝对完不成的。只得求人：“人委赖（求兴）县长，在春茶前亲赴江西协商劳力协作，帮助桐木、武夷、黄柏等地解决茶工1000多人，给茶农鼓舞极大，有力地支持了今年茶叶生产。”1959年的“总结”如是写了一笔。

艰难的局面维持几年，就更乱套了，茶叶无人问津，连个“总结”都没留下。如烟往事，搜索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