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茶叶贸易，如王褒《僮约》所见，巴蜀在西汉时就颇活跃。至唐代以后，如《食疗本草》反映:“市人用槐柳初生嫩芽叶杂之”，茶叶贸易不仅有进一步发展，甚至茶叶贸易中消极的掺假作伪，也滋长了出来。不过，我国茶叶贸易的急剧和大规模发展，还是如前所说，主要是唐中期由北方饮茶的风气所带动出来的。以蜀茶蒙顶的产销情况为例:“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兢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①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这时也是北方禅宗的盛期，蒙顶茶在短短数十年中，就从罕见之品，一下子变成了充斥草市的大路货。不只蒙顶是如此，全国其他茶叶重要产区的生产、贸易，在唐代中期也无不都有一个飞跃的发展。这里，不妨以《膳夫经手录》载及的大中（847-859）时的茶叶贸易情况为例:

唐大中前后茶叶产销表:

新安茶，蜀蒙顶不远，多而不精，春时供本地饮用；

蜀茶，《茶经》剑南茶区至他处，芳香滋味不变，南走百越，北临五湖（今太湖流域）谷雨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

浮梁茶，饶州、歙州、江州一带，味不长于蜀茶，关西、山东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蕲州、鄂州、至德茶鄂岳宣歙观察使的部分地区，方斤厚片陈、蔡以北，幽、并以南其收藏、榷税倍于浮梁；

衡州茶，衡州，团饼而巨串萧湘至五岭更远及交趾，岁取十万；

潭州茶、阳团茶、渠江薄片、江陵南木、施州方茶，今长沙和川鄂湘黔接壤区，味短韵卑唯本地及江陵、襄阳数十里食之；

建州大团，建州，状类紫笋，味极苦唯广陵（今扬州）、山阳（今淮安）人好尚之；

蒙顶茶，蒙顶山周围，品居第一，岁出千万斤，歙州、祁门、婺源方茶歙州、婺州，制置精好，梁、宋、幽、并诸州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

从上表可以清楚看出，其时各地所产的茶叶，不但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风貌，而且还分别形成了自己专门的主销区域或固定流向，这些，无疑都是茶叶贸易发达以后才会产生的现象。另外，从表中也能看出，如建茶、蜀茶等南人习饮的茶叶，虽然也有一定的发展，但较之主销北方的茶叶，产量和色额要少得多。如主销关西、山东的浮梁茶，其数量“百倍于蜀茶”，销售陈（今河南淮阳）、蔡（今河南汝南）、幽（今北京大兴）、并（今山西太原）间的蕲州茶和至德茶，又“倍于浮梁”；至于主销梁（今陕西南郑）、宋（今河南商丘）、幽、并诸州的歙州、祁门、婺源方茶，则更是“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所有这些史实都一致说明，唐代后期的茶叶贸易，主要是赣北、皖南和鄂东的所谓“江淮茶区”对黄河流域的茶叶贸易。而白居易《琵琶行》所吟“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所提到的浮梁（景德镇）、江口（位今江西九江），当即是其时我国茶叶贸易的主要集散地和交通枢纽。关于浮梁、浔阳（今九江）在唐代南北茶叶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如《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馀万贯。”①

很明显，这里所说的浮梁的茶叶，就包括今江西的婺源、德兴、景德镇，安徽的祁门等周围一大片地区的产茶。顺便指出，婺源、祁门这一带，在唐代均属浙西，其地在上元以前所出的茶叶还不多和不甚有名。如陆羽《茶经》在评第全国的茶叶中，对浙西的评述为“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对赣东北和皖南的茶叶，只提到“歙州下”一句，其他婺源、浮梁、祁门等地的茶叶，连提都没有提到。所以，联系前面讲过的婺源建新城，祁门千里之内种茶无遗土的史实，我们同样也可看出，唐代浮梁这一主要茶叶生产和贸易中心，明显也是在上元以后至文宗大和、宣宗大中这不到一百年间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唐代后期茶叶贸易的兴盛，我们还可从其时江贼猖獗的有关记载中得到一些证明。据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载，在茶叶贸易急剧发展起来以后，长江中也出没一批冒充茶商的强盗。多的有二三条船，上百人；少的，也有一条船二三十人。这些江贼，专门抢劫江中行船，有时也上岸劫掠城镇。他们有的和茶贩勾结，有的半盗半商，自己也从事贩运茶叶。杜牧指出，这些人把抢来的“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为什么把赃物弄到山里去换茶呢？因为“盖以异色财物不敢货於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销受。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稚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警”的关系。他们进山前是强盗，“得茶之后，出为平人”，又变成了茶商。杜牧还具体提到了这些江贼的活动规律:“濠（今安徽凤阳）、亳、徐、泗、汴（今河南开封），宋州贼，多劫江南、淮南、宣润等道；许（今河南许昌）、蔡、申（今河南信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①

我们列举这点，当然不是为说明由茶叶贸易所带来的江贼社会问题；要讲的，着重还在于印证上说唐代茶叶贸易发展的有关情况和主要地域。唐代茶叶贸易以后期和黄河流域为主，但不就限于中土。如封演所记:“始自中域，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②，还由中原进一步扩展到了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回鹘亦名回纥，原散居娑陵水（今色楞格河）、混昆水（鄂尔浑河）和独洛河（土拉河）流域一带，唐灭突厥后建国，怀仁可汗时，其领土东至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南到蒙古大沙漠；9世纪中叶，为黠戛斯部族所灭。唐时除回鹘外，与西部藏区，也建立了茶的贸易关系。如《唐国史补》所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oe湖者。”①赞普所点示的这些茶叶，也都是当时我国各地所推尚的几种主要名茶。类似的例子还有，但就是上述二例，也具体说明了我国茶马互市或边茶贸易起始于这时的事实。

4.唐代茶政和宫廷茶俗的形成与发展

唐代前期，茶业还没有多大发展，茶利也不显著，所以官府对茶也没有课税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随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空前发展，不但在茶叶文化或饮茶习俗上有不少发展，就是在原来所没有的茶政、茶法上，也获得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从茶的赋税制度来说。在大历（766-779）以前，我国茶叶还只有土贡而没有赋税。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贡茶的州郡，主要有怀州河内郡（治位今河南济源），峡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归州巴东郡（今湖北秭归）、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节）、金州汉阴郡（今陕西汉阴）、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南郑）、寿州寿春郡（今安徽寿县），庐州庐江郡（今安徽合肥）、蕲州蕲春郡、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溪州灵溪郡（今湖南龙山）、雅州庐山郡（今四川雅安）①等地。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实际往往是该州某一二个县产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数县并不产茶。如常州晋陵郡，其茶实际就主要出在宜兴。另外，这些地区的贡茶，多数始于大历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贞元税茶以后入贡的。如《通典》载，安康郡贡茶一斤，夷陵郡贡茶二百五十斤，灵溪郡贡茶芽二百斤②；其所说安康、夷陵和灵溪的贡茶，就当是天宝以前的事情。

这种贡茶，有的虽有定额，但似乎在唐代前期，还未形成一种定制。据研究，关于贡茶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随贡焙建立以后才逐渐严格和完善起来的。开元以后，在北方饮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国宫廷用茶的数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贡献所能满足，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生产王室用茶的场所，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门贡焙--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间的顾渚贡焙。关于顾渚贡焙的缘起，《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徵献渐广，遂为任土之质。”③茶舍是顾渚贡焙之前宜兴采办贡茶之处。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宜兴）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①。

这就是说，顾渚贡焙，是大历五年长兴县与当时义兴均贡才专门设立的。义兴贡茶，最初只进“万两”，后来愈贡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载，“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②”。贡额一多，所付劳役也多，所以《元和郡县志》中又载:“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③顾渚贡茶，是加在长兴和宜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体察到贡茶的艰辛，一次在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一首，力陈贡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造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④等悲愤凄凉之句。

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诗句“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⑤等句，这些从另一个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唐代茶叶，有“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之说，那么，贡焙为什么不设在蒙顶而设在顾渚呢？蜀道难行，这可能主要是为清明前要赶送到京城的关系。

贡茶，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如上面《新唐书》记及的贡茶，就是一种实物税；而顾渚贡茶，则是带有一种劳役性质的赋税。但是，真正课收茶税，还是德宗李适统治期间的事情。建中三年（782），为筹措常平仓本钱，赵赞上言“收贮斛?匹段丝麻，候贵则下贾出卖，贱则加估收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于是赵赞“乃於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①。

这也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载。课征茶漆十一税的第三年，朱>a乱，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减轻百姓负担，诏罢商货税。但不久，如《文献通考》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使张滂以水灾两税不登，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②；由此重又恢复茶税，并自此把税茶作为一种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入不超过四十万贯，还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长庆元年（821），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又加“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于是盐铁使王播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使每年的茶税一下增加到六十万贯以上。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取茶利，他进一步提出了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年颁令榷茶。强徙民间茶树于官场，并焚其积旧；商人只能购买官场的茶叶，而且大增茶税，一时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诛，榷茶也随之中辍。武宗会员元年（841），崔珙任盐铁使，“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当时茶叶贸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结果，只会使“私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盐铁使，针对当时茶税混乱的情况，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如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引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①。

对于这样一个苛法，颁行后不但减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税收，百姓也仍然“以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叶的税法，才相对稳定一些。茶叶从不税到税，除反映其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以外，它虽然是强加于园户、茶商和广大消费者的一种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茶业，也已成为国家赋税所赖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生产事业了。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多，宫廷中的用茶和茶货积存也愈来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顾渚紫笋“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②；开始又出现了皇帝以茶赏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御馔汤物。……其茶则缘华紫英之号。”③

唐朝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代人书写的二张谢赐茶表为例。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另一张写称:“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①

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旦茶叶成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策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如韩罶熚?短锷裼裥徊?表》载:“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②等等。

王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S煩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茶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说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民间的。由唐宋王室赐茶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在物质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这一点，可以从1987年4月3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或很喜欢这套茶具。就出土实物来说，《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锅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①这样七件东西。当然，除此地宫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饮茶用具。对这套茶具，学者们称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但是，不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间寻常用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饮茶用物，都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