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到济南，先到了坐落于千佛山下的“孔子茶道院”，一看到华国锋的题字，倍感亲切，作为孔子后人能看到在山东开的孔子茶道，更有惊恐万分之状。

两千多年前，是啥样的孔子茶？我们确实无法知道。但可以想象孔子与茶是有缘分的，通过孔子茶道可以锻打自己的人生哲学。

中国的文人墨客更多有与茶结缘者。仅钱时霖先生选注的《中国古代茶诗选》，就收有两百多首诗人品茗佳作。

远在晋代，诗人杜育、文学家左思等即以茶赋诗。到了唐代，茶逢盛世，承继不衰，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皆使茶风、诗风相得益彰。白居易一生嗜茶，现存茶诗不下五十首。他的名作<琵琶行>中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

至宋代，苏东坡曾作<次韵 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其中最后两句“戏作小诗君勿笑，従来佳茗似佳人”中的后一句曾被人和<饮湖上初晴后雨>中的“欲把西湖比西子”组成一副绝妙的茶联。时至今日，茶仍是文人学者喜爱的“杯中物”。

茶不仅“慕诗客”，而且“爱僧家”。茶与佛教，因缘久长。中国自古有“茶禅一味”之说，茶与禅宗，关系极为密切。佛教坐禅饮茶，有文字记载的，至少可上溯至晋代。东晋高僧怀信的《释门宗镜录》中，已有“居不愁寒暑，食不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茶”之句。

唐代，高僧从谂禅师不仅嗜茶成癖，且常称：“吃茶去。”由于“吃茶”和“悟道”有关，所以“吃茶去”成了禅林法语。一九八九年九月九日，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为“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题写的那首五绝，即是一个例证：“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好茶需配以好的茶具。中国茶具种类之繁多，造型之优美，可谓独步于世。明人顾重要的是，在中国，不仅要因茶选具。而且要因人选具。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侧影的《红楼梦》中，聪明的妙玉用不同的茶具给不同的人斟茶，即是对此的生动反映。

古往今来，茶始终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按林语堂的说法：“饮茶为整个国民的日常生活增色不少。它在这里的作用，超过了任何一项同类型的人类发明。饮茶还促使茶馆进入人们的生活，相当于西方普通人常去的咖啡馆。人们或者在家里饮茶，或者去茶馆饮茶；有自斟自饮的，也有与人共饮的；开会的时候喝茶，解决纠纷的时候也喝；早餐之前喝，午夜也喝。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都是快乐的。”

一九八三年，由老舍执笔的《茶馆》巡演于世界各国，每到一处，皆反响强烈。对于这一现象，许多国家的权威刊物做个各种解释，其中原西德《莱茵—内卡柏》的解释相当到位：《茶馆》剧组“用他们激动人心的话剧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展示了对我们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文化。但就其人类的共性来看，却又似乎是极其熟悉的境界：人们在战争、动荡、暴力和普遍的愚昧自欺中经受的苦难是相通的。”

在礼仪之邦中国，茶直接关乎礼仪。按照中国人的风俗，不留客用饭不足为怪，不敬茶却有失待慢。中国虽没有日本茶道那种“一期一会”之说，但“逢年必有会，有会必有茶”，几乎已成为一种惯例。“茶话会”作为古老的聚众形式虽始于唐代，却兴于今世。茶话的释义原是饮茶清淡。

如方岳<入局>诗称：“茶话略无尘土杂”，即是对其原始秉赋的描述。直至民国时代，茶馆的墙壁上仍常书有“莫谈国事”的警语。可是，在今天，不议论时事政治，几乎不成其为“茶话会”。如宋代诗人梅尧臣所咏：“啜之始觉君恩重”，受此礼遇的宾客，一般都恪守“非礼勿言”的古训。因此，中国人的茶话会虽无日本人的茶会那种“一期一会”的心理追求，但也具有和、清、静、寂的良好氛围。

旧时养尊之人，琴棋书画烟酒茶，使茶染上上了土气；今日处忧之士，，“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使茶沾上了官气。高贵着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卑贱者粗茶淡饭，度日维艰。

而中国人的生活亦犹如茶的品性：既有清香，也有苦涩。“茶有各种茶，水有各种水。”但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茶是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本质却是相同的。茶，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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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是不可或缺的。日语有“日常茶饭事”一词（释成中文，为“家常便饭”）。将茶和饭并重，可见它的寻常。

然而，茶在日本同样有不寻常的一面。他不仅是一种饮料，而且构成了一种“道”——茶道，一种独步于世的人生和艺术哲学。它的健身去病功效也早已被知晓。

日本人因茶的习俗大约始于七世纪末，八世纪初，由中国传入。最初它是寺院中的僧侣驱除睡魔和欲念，专心修炼的一种饮料。因此，在日本，曾流传过这样一个有关茶的起源和轶闻——

一天，菩提达摩正静坐冥思，忽然感到眼帘下沉，一阵瞌睡向他袭来，使他难以克制。达摩对此极为气恼，便拔下自己的眼睫毛，狠狠地扔在地上。孰料，在那块地上很快长出一丛灌木，其叶汁浓液香。达摩的弟子用热水冲泡那些叶子，发现喝下后有提神醒脑，保持旺盛精力的功效。那些神奇的叶子就是人们今天已十分熟悉的茶叶。

另外，如奈良时代的高僧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所写的，日本人早已了解“茶乃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发现茶还可作为药材使用。《壬生寺缘起》中记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住在京都的穷人长年患病，占卜求仙均不见效。后听从友人建议，前往壬生寺求地藏菩萨显灵。他在寺庙做了祈祷，并喝了本尊的茶以后，果然痊愈。

作为日本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茶道，似也同中国有历史渊源。一九九五年，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福建省瓯市东峰镇北苑发掘到北宋庆历年间的石刻，上面记载了当时“皇家御茶园”的景象。日本京都茶道资料馆的赫眙多佳女士闻讯专程赶到北苑。她在细读了经过清理的茶事纪文后激动地说：“我终于在中国建瓯看到了日本茶道的发祥地。”之后，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厅里播放了由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摄制的电视纪录片《中国小城镇——建瓯专辑》，在现了中国宋代盛极一时的宫廷御茶园风貌，进一步引起世界各国茶道专家的关注。

日本茶道是否源于建瓯尚待确证，但其传自中国，始于十四世纪，似可肯定。按村井康彦的说法：“茶道不同于单纯的日常生活中的喝茶。在日本，至少从九世纪初以来就已有了喝茶的习俗。但在此以后，至少有四个多世纪仅有喝茶而无茶道。因为，使两者得以分离的茶礼，至少在十四世纪中叶才出现。茶礼——喝茶的规则，是中世纪后从中国传入日本，并以禅宗寺院的喝茶礼仪为母胎产生的。”

日本的茶道具有一整套系统的礼仪，需要安排在特定的场所、特定的时间，需要遵循一整套复杂的程序。其中最能显示茶道特征的是“茶数奇”和“茶寄合”这两个蕴含丰富的词汇。“茶数奇”是指人对茶具的依恋，“茶寄合”则是指人们会集在一起举行茶会。换言之，前者是指人与物的关系，后者则是指人与人的关系。

追溯历史，日本茶道成立之初，因受中国的影响，日本人对中国的器物墨宝，即所谓的“唐物”，显示出强烈的关心，并称之为“唐物数奇”。这种倾向因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与中国明朝开展所谓的“勘合”贸易后更加明显，并形成了茶道器具的“唐物一边倒”。然而，自十五世纪后半开始，“茶数奇”开始从“唐物”向“和物”转移，质朴无华的茶具开始受到青睐。按当时日本人的说法：“月也应在云间行”，即在云间若隐若显的月亮，比在无云之夜空中的皎洁月亮更有情趣。这种崇尚自然的美学观念，最终导致了“佗数奇”的产生（按：佗意为幽闲恬静）。“佗数奇”的产生不仅使茶道的美学意识真正得以确立，而且它和“寂”（典雅）一起，构成了日本传统美学的基本要素。

“茶数奇”体现了日本人的审美意识，“茶寄合”则体现了日本人的伦理观和处世哲学。作为观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茶寄合”，在茶道成立之初的茶会上，如通过品茗鉴别茶的种类的“茶胜负”所体现的，具有较浓厚的游戏色彩。之后，随着茶道的成熟，“茶寄合”日益增添了伦理要素，日益强调“振舞”——愿意是行为，在茶道中被用以指如何待人。茶会中用以待客的“怀石料理”也被称为“振舞”。如何在“怀石料理”中融入真心真情以显示真诚待人，具有了远比如何搭配使用茶具更重要的地位。

用心制作“怀石料理”，是茶会上显示主人和客人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主人和客人如何认识茶会的意义，是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它同时也是茶道处世哲学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是通过“一座建立，一期一会”的观念显示的。所谓“一座建立，一期一会”，即人们得以相聚，形成一座，相聚的人必须认识到，每一次茶会同席的人，一生只有这一次相聚的机缘。即使彼此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也须持这种心境。因此，无论是客人还是主人，都必须珍惜这一机缘，认识到人生将如茶的泡沫，在世上转瞬即逝，并由此而产生一种紧迫感和“连带感”，责任感和美感会像电流一样触击他们的心灵。一些日本学者认为，“一座建立，一期一会”的观念既是佛教“无常”观的体现，也显示了日本人对“生命的姿态和成长与衰灭不可分”的人生观。这正如日本人喜欢樱花，因为它开放迅疾，凋谢骤然。

茶道的伦理观和处世哲学也体现于十六世纪后出现的专用茶室。茶道的茶室最初以“四叠半”（约合七平方公尺）为标准，象征遁世者脱离俗尘，隐身山中草屋，具有否定社会现实的含义。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曾将茶室的规模进一步缩小为三叠和两叠，也正是这个用意。

茶道以“和、清、静、寂”为宗旨，它能陶冶情操，培养审美意识，树立人生态度，因此，迄今为止，仍被许多日本人视为修身养性的方法，并拥有几个流派，如以千利休、薮内剑仲、小堀远州为始祖的各个流派。但是，在当今物欲横流，享乐主义盛行，人际关系日渐淡漠的日本社会，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并欣赏茶道精神却值得疑问。或许，这种趋向最终必将导致对茶道本身之疏远，以致不得不含泪对它举行告别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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