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时算起到民国之后渐渐衰落，张库商道（张家口通往库仑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线，全长1400多公里，从张家口出发，绵亘塞北，入蒙古高原，最终进入蒙古国境内，到达库仑。作为贸易之途，张库商道在汉唐时代已开通，明时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前后延续了近千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它与外蒙甚至欧亚和中东互相贸易、互通有无、互相交流。站在国际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经济互相促进，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事件。研究张库商道的历史，就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交流史与对外贸易史，而研究张家口堡的历史，则可以深入发掘与探讨千年商道的众多价值，是史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张家口堡作为张家口城市兴起与发展之源，在社会学、历史学、军事学、民族学等众多学科领域，都不乏有学者进行研究，但站在考古学与美术学的角度，以辽代墓葬壁画中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信息研究张库商道张家口堡的历史,深入分析与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沿革及文化层面的学术成果还属鲜见。

古墓壁画填补古代茶文化研究的空白

张家口堡，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是坐落在现代都市中的一片古迹。凝视这些老旧的明清建筑，徜徉于古老的街巷，依稀可辨当年的兴盛与繁华。在众多保存较好并有据可考的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应是清代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康熙茶楼，以及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商号旧址。

康熙茶楼始建于清康熙年间 (公元1661年～公元1722年)，原名为大玉川茶庄，是张家口四大茶庄之一。该建筑为传统叠架式二层五间楼房，座南朝北，从店铺正门进入院子，便可以看到四合院楼体结构的正楼，由院中东厢房北侧的台阶可进入二层茶楼品茶。该茶庄是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范永斗的孙子太仆寺郞范毓宾为二品官，随官家亲征，直供军需，包括马匹、粮草和茶叶等，属清代朝廷随军商家。相传康熙皇帝曾在大玉川茶庄品茗尝茶，久而久之，大玉川茶庄就被人们叫做了康熙茶楼。范氏家族在清朝200余年间，是既有势力又有巨资，上通朝廷下连市尘的名门望族，亦官亦商，纵横捭阖的商界巨子。当年，“大玉川”在福建武夷山就有茶山5000亩、茶场5座，从事茶叶的收售运囤，一手包办，财权均巨，非同一般。

鼓楼西街35号是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大美玉商号旧址。从清乾隆年间（公元1735年～公元1796年）始，山西商人常万达，就以张家口为基地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常氏于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新设大升玉商号，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增设大泉玉商号，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增设大美玉商号，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增设独慎玉商号，包括原来的大德玉，形成了常氏“玉”字五连号共同进军恰克图的格局。其中，常氏也从茶叶中获取了大量利润。

今天的张家口堡，经过岁月的沉积，目之所及虽然是落满时光尘埃的街道、院落与建筑，但掩盖不住曾经的辉煌。追溯历史，才能探究其根源。有些历史虽只能从史籍文献中搜寻、从石碑中考证、从民间走访中补充发现，但从考古中发掘、穿过时光隧道来解读这一切却是极有意义的事情。

1993年，一座封存了近千年的位于宣化下八里的辽金时期张氏墓群中主人张匡正的墓门被打开，据考证，他葬于辽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当沿着幽深的墓道进入前墓室后，考古人员发现一幅绘制在墓墙东壁上保存完好的壁画《备茶图》。壁画中，一名着汉服、右膝盖上还打着块缝补细致补丁的女童正专心低头侧坐在茶碾旁娴熟地碾茶，旁边的地上摆放着盘子和一块待碾的圆形茶饼；而另一名男童则是一身契丹人的装束，躬腰跪坐，鼓起两腮用力给正在煮茶的风炉吹气；男童的身后是另一着契丹服装的成年男侍伸出双手，似乎正要取走风炉上已经煮好茶的茶壶；在其身后的桌子上摆放着一系列壶、盏、瓶、夹、宗、扎等茶道工具与器皿，桌前两只活泼的小花狗上下雀跃，嬉戏打闹；画面左侧，两名着汉服而又姿态优美的成年女侍手捧注好茶的精美茶盏小心移步，一为取到、一为送出状，看似转身正给后室的主人送去。

这幅《备茶图》构图饱满，布局经营疏密得当，造型准确，线条流畅，描绘的对象动态逼真，写实生动，采用墨线勾勒轮廓、内敷重彩的表现技法，色彩呈现艳丽而高雅之感。重点表现的脸部与肌肤采用晕染的技法，具有高超的绘画技艺。这幅壁画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图像信息填补了研究古代茶文化实证的空白。整个壁画场景的人物，从碾茶、煎茶到分工协作，以及放在桌上的一系列茶道工具与器皿，形象完整地展示了当时备茶的全部过程，使人仿佛跨越时空身临其境，看到了辽代一幕茶文化真实而生动的景象。

契丹人为北方茶叶之路沿袭播下种子

上述壁画资料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兴起对我国古代饮茶习俗及茶道文化的探究与考证之风，原因是这幅壁画中对辽代的饮茶习俗表现的完整程度极为罕见，它填补了茶道文化在形象资料方面的空白。其实，在宣化下八里辽金张氏墓群中，每座墓中都能或多或少地见到与饮茶内容有关的壁画，而张匡正墓中的这幅《备茶图》最具代表性。换言之，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中涉及到饮茶习俗这一丰富内容的，无论从完好的保护程度还是众多的数量方面，在我国已发现的墓葬壁画中均首屈一指。宣化下八里辽墓及这批壁画的挖掘与发现，是唐、宋时期南北各地渐盛之饮茶文化有力的证据。壁画中表现碾茶、煮浆、点茶等工序以及各种茶事用具都有细致的描述刻画，因此成为辽代与同时期中华茶文化的历史资料宝库。

任何历史的遗迹都不会是偶然的和孤立的,与茶文化有关的壁画为什么在产茶的南方和中原地区很少出现,却在远离茶叶产地的辽代墓群集中地展现？考证这个问题，需要从当时繁衍、生活在此区域中契丹人的饮食习惯，以及宋辽时期的茶叶贸易说起。

契丹族是唐宋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纵横草原大漠、往来长城南北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日常饮食以牛羊肉、奶等食物为主，这类食物油腻、不易消化，而茶中含有大量的芳香油，具有溶解动物脂肪、助消化、降低胆固醇的功效。同时，茶还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各类物质。因为饮茶在溶解脂肪的同时，也补充了游牧民族所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所以自从茶传入游牧民族区域后迅速被他们接受，视茶如同粮食和盐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对茶的依赖更甚于产茶地的汉族人。茶叶的身影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在丝绸之路上，唐贞元年间 (公元785年～公元804年)，封演在文献中对茶叶贸易有明确记载，《封氏闻见记》中称：茶“始自中原，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

据《辽史》和《资治通鉴》载，最早和契丹族有贸易来往的是五代十国时期位于江浙地区的吴越国与南唐。吴越信奉佛教又是主要产茶地，它和同样信奉佛教又需要茶叶的契丹族建立有良好的政治与贸易关系，其中茶叶是最主要的交易之物。

辽的疆域面积辽阔，几乎包括了黄河以北的全部，还有今天俄罗斯的少数地区。据研究东方茶叶贸易的美国学者艾梅霞考证，最早将茶叶介绍给俄罗斯人的就是契丹人。俄罗斯人早先曾称中国为 “契丹”（Kitay），阿拉伯波斯语称作“Kitai”，因此不难看出，契丹族在欧亚与中东早期的茶叶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交易数量巨大而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观点从考古中得到证实，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锡林郭勒的几座辽代墓葬中曾出土8世纪～10世纪来自中东地区的高足杯、乳丁纹壶、瓶等玻璃器；在宣化下八里辽代墓群中，也发现多幅古代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天文图与中国二十八星宿图合璧的古天文图。这些发现，同样从考古方面证实了契丹族与欧亚、中东地区密切的文化与贸易联系。契丹人把茶叶传播到欧亚和中东的历史意义非常重要，它为此后沿袭千年的北方茶叶之路播下了种子。

据史料记载，公元978年吴越归入宋朝后，契丹族的茶叶主要来自宋朝并开设了多处交易场所，在这一时期，契丹人大多数是通过茶榷这种专卖制度经买卖得到茶。

到了宋辽时期，本来是双方贸易通道的“燕云十六州”，战马声嘶鸣了几十年，严重阻碍了茶叶贸易的发展，但在当时，茶对于契丹族来说贵如黄金。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 （公元1004年），宋辽双方才签订了“澶渊之盟”，就“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达成了共识，辽人以牲畜、谷物、织品换取宋朝的茶叶。”“澶渊之盟”后，汉人向契丹人进贡，茶为贡项之一。茶贸、茶贡使茶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其后不久，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宋又废榷茶改行通商法。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下茶法既通”，至此，茶叶终于可以在各地随便买卖了。应该说“澶渊之盟”既使宋辽两国得到了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的机遇，从此也使中原和北方的茶叶贸易真正地兴盛起来。宣化下八里发现的辽代墓群，年代都在宋景德年间之后，无疑是当时社会稳定、贸易繁荣的真实写照。

张库商道诞生明隆庆时　偶然事件促成

宋辽之后，南北茶叶贸易在经历了金、元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以后，又一次出现了危机，南北通畅的茶叶贸易通道再次燃起烽火。而这次登场的主角，一边是逐水草而居，驰骋草原大漠的蒙古铁骑；一边是北筑长城，位居中原腹地的大明王朝。

明朝建立之初，为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控制和制约蒙古等民族，明太祖朱元璋在唐宋两朝实行茶叶垄断体制的基础上，提出用茶叶控制北方少数民族的 “以茶驭蕃”、“以茶治边”的政策。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明朝采用以茶“赏蕃”和垄断贸易式的“茶马互市”，以期达到固边富国的目的。明朝郎瑛就曾说：“戎人得茶不能为我之害，中国得马实为我利之大；非惟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蕃不敢扰我边境矣。”

明朝在“茶马互市”中推行“贱马贵茶”的不平等交换，以垄断马的价格来获取大额利润。在宋代，一匹良马可换名山茶175公斤：《明太祖实录》载，到了明洪武时期“上马给茶80斤，中马60斤，下马40斤”。不仅如此，明朝还时常借战事或其他理由来关闭茶市想控制北方各族，却因此加重了双方矛盾。明嘉靖以来，蒙古俺答汗父子多次向明朝申请增开茶市，广开双边贸易，但均遭明朝拒绝。更不可思议的是，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俺答部下阿不孩复派石天爵款镇求互市，石天爵至镇（宣府镇），宣大巡抚龙大有命执之，将石磔于市”。不同意互市已经没有道理，还将来请求互市的使者用酷刑杀掉，如此愚蠢的行为，自然激起双方战事的升级，蒙古族犯边掠边的事件更加频繁发生。据《张家口明代纪事》统计，明代从嘉靖元年 （公元1522年）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间，蒙古俺答等部犯扰大同、宣府、怀安、蔚州和赤城就达70余次之多，这一时期宣府、张家口一带人民生灵涂炭、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双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期间，一些有远见的明朝官吏看到关闭互市带来的弊端，多次向朝廷奏请开市。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时任宣大总督的翁万达上疏皇帝朱厚璁：“敌自冬涉春屡求贡，词恭，似宜许。”朱厚璁驳回上疏，斥责翁万达欺枉轻慢。第二年翁万达又上疏：“俺答诸部求贡不遂，渐且愤，声言大举犯边，乞令边臣得便宜从事。”上疏再次引起皇帝的不满。据史料统计，到嘉靖后期，犯边掠边的战事发生更加频繁，年年战事不断。

边关不稳，严重影响了明朝的政权统治，开启互市，稳定边关已是迫在眉睫。而最终改变这一切的，竟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

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家庭问题引发矛盾，愤然带十几名亲信投降明朝。在政治、经济、社会、亲情重重压力下，俺答致书明朝廷请求封贡言和，同时请开互市，不久又派遣使者请求封号。第二年，明朝下诏书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特派专使答谢，发誓从此永不犯边。同年，明朝终于同意在张家口开设互市互通有无。

张库商道研究成史学界不容忽视课题

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张家口“茶马互市”的设立，标志着横贯欧亚大陆的张库商道诞生，它在中外贸易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张家口堡这个起初为长城屯兵而建的军堡 （公元1429年），从16世纪开始，渐渐地发展成为欧亚贸易的货运中枢及中原进入草原的起点。张家口这个名字在蒙语叫（Kalgan），再早还被叫做（ChuulaltHaalga），意思是“聚集的门”。自此，张家口这座“聚集的门”，依托欧亚贸易中枢的地位而带来繁荣，迅速从普通的边关小堡变成了中国北方一座新兴的贸易之城。张家口堡，很快从四面八方聚集了来自山西、京津等地的汉族、满族、蒙族客商，以及来自欧亚、中东各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客商，这些因素成就了张家口堡中外通商贸易的历史地位，也造就了张家口堡四方杂处、民风多样的特点。这种看似没有特点而又各具风格的元素重合在一起，经过岁月的沉积，反而形成了张家口堡特有的文化现象，这恰恰是张家口堡地理和历史独特的展现。这种文化根脉是有据可溯的，宣化下八里的辽金张氏墓群就是例证。

张家口堡成为“茶马互市”最大的受益地，前后兴盛近千年。张氏墓群以《备茶图》为代表体现出一系列与茶文化有关的壁画，无论在人物着装服饰方面，还是在家具、茶具、器皿的造型方面，都传达出很多信息——当时人们的生活现状反映出多民族、多习俗交融并存，这种文化现象在塞外这片土地上一直延绵到今天，形成了如今张家口堡文化的缤纷与绚烂多彩。

张家口堡自张库商道渐起到清末、民国，张家口有晋商的茶庄茶店100多家，加工茶叶的工匠人员近1000人，其中，有八大皇商，更多的是一般商人。如：山西静升王氏的族谱及碑文中明确记载有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年～公元1850年）在张家口的商号，当地研究王家大院历史的学者谈其先祖到张家口经商时肯定地说，王家的发达一定与张家口有关。远在元代仅一批就带当地500人的队伍走口外经商，其中很多时候走的就是东口——自古至今在山西民间广为流传的“走西口”其中一支就是张家口，这些人有的成就了辉煌的事业，而有的则淹没在了商海中……虽然张家口堡先民们以往的传奇已然变成了口耳相传的故事，但无法抹去曾经发生在这里一个个历史事实，张家口堡成就了一代代、一批批的晋商、京商，也成就了自己，一个武城、商城，一个由老倌车队与驼队而征服了半个世界的边城——张家口。

从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时算起到民国之后渐渐衰落，这条茶叶之路前后延续了近1000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它与外蒙甚至欧亚和中东互相贸易、互通有无、互相交流。站在国际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经济互相促进，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事件。研究张库商道的历史，就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交流史与对外贸易史，而研究张家口堡的历史，则可以深入发掘与探讨千年商道的众多价值，是史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