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发生发展，和其他艺术一样，是沿着一条由实用到艺术的道路前进的。它的初期只是作为一种记事手段，但古代许多信札、碑文、书稿等，现在看来大都是很好的书法作品。我们今天考察茶的起源和发展情况，除了从茶的物种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角度出发之外，还有一条从文学的道路可以探索。历史遗留下来的书法作品，都是一种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它还可作为其他学科资料的一种补充。

　　一般认为，唐代之前均以“荼”字表示茶，所以对“荼”字，茶叶专家们总是抱着浓厚的兴趣去探讨、研究和发展。目前看来，“荼”字字形的较早遗迹，是在古玺印中，如《古籀汇编》中收有的三个古玺文字。应该是先秦时的书迹，凤毛麟角，弥足珍贵。唐代是书法艺术盛行时期，也是茶叶生产的发展时期。书法中有关茶的记载也逐渐增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唐代著名的狂草书家怀素和尚的《苦笋贴》。这是一幅信札，上曰:“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全帖虽只有十四个字，但通篇章法气韵生动，神采飞扬。从中可以看出怀素对茶的渴望心情。

　　说到怀素，又自然而然地想到茶文化的杰出贡献者、世称“茶圣”陆羽。《僧怀素传》便是陆羽所作，其中有几段是记述怀素、邬彤和颜真卿讨论书法艺术的言语。怀素与邬彤为表兄弟；常从彤受笔法。彤曰:“张旭长史又尝私谓彤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故得奇怪。’凡草圣尽于此。”晚年颜真卿问怀素曰:“师竖牵学古钗脚，何如屋漏痕?”又问:“师亦有自得之乎?”素曰:“贫道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尝师之。其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又如壁折之路，一一自然。”这段书论中所言的“屋漏痕”、“壁折之路”等比喻，启迪了后来书家对运笔妙法的领悟，至今还为书法家们津津乐道，对书法创作和理论产生着重大影响。陆羽还有一篇《论徐颜二家书》，他认为学书应重神似，而不应为外表形态所囿，持论也颇有见地。史载陆羽从小就刻苦学习，“竟陵西湖无纸，学书以竹画牛背为字”，并与颜真卿过往甚密，他曾挥笔题壁:“天下奇泉”，也曾在庐山与挚友皇甫冉把盏啜茗畅谈书法。纵观陆羽一生中的种种成就，无疑当推《茶经》为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完全可以认为陆羽还是一位有造诣的书论家。

　　宋代，在中国茶业和书法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可谓茶人迭出，书家群起。茶叶饮用由实用走向艺术化，书法从重法走向尚意。不少茶叶专家同时也是书法名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宋四家”之一的蔡襄(君谟)。蔡襄一生好茶，作书必以茶为伴。在任福建路转运使时，他改进了制茶工艺，采用更为细嫩的原料，制成精美细巧、价值黄金的小龙团(上品龙茶)。宋人熊蕃称:“自小龙团出而龙风遂为次矣。”欧阳修也在《龙茶录后序》中说:“仁宗尤所珍惜，虽辅相之臣，未尝辄赐。”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蔡襄不仅在制茶实践上有独到之处，而且更有一部影响甚大的理论著作《茶录》。

　　《茶录》是对《茶经》的一个发展。并且，蔡襄的《茶录》书迹本身，便是一幅有名的佳作，历代书家多有妙赞。除此之外，蔡襄还有《北苑十咏》、《精茶贴》等有关茶的书迹传世。宋代《宣和书谱》对蔡襄书法作如是评论:“大字巨数尺，小字如毫发；笔力位置，大者不失缜密，小者不失宽绰。……尤长于行，在前辈中，自有一种风味。”

　　唐宋以后，茶与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有茶叶内容的作品也日益增多。流传至今的佳品有苏东坡的《一夜帖》、米芾的《苕溪诗》、郑燮的《竹枝词》、汪巢林的《幼孚斋中试泾县茶》等等。其中有的作品是在品茶之际创作出来的。至于近代的佳品则更多了。

　　历代书迹中有着茶事，历代茶事中有着书家。“酒壮英雄胆，茶引学士思”，茶能触发文人创作激情，提高创作效果。但是，茶与书法的联系，更本质的是在于两者有着共同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和艺术特性，两者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了共同的民族文化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将两者永远地联结了起来。

　　茶在生活中的地位，由疗疾的良药、提神的佳饮、交友的雅物一直上升到事艺的清品，并衍生出一系列的茶艺活动和具备了特定的思想内涵，是经过漫长岁月的嬗变而成的。特别是魏晋以来，诸如“以茶代酒”、“陆纳杖侄”等佳话的出现及茶与佛教结合而逐渐显现出朴素、廉洁、宁静、清雅、淡泊、去欲、和睦、互敬……一系列象征意义。因此，茶艺的精神及给人的审美愉悦总是离不开这些内容。它最终是对人的品行道德的一种修炼。中国书法的创作心态和艺术特性与此有很大的相通之处。中国书法艺术，讲究的是在简单的线条中求得丰富的思想内涵，就象茶与水那样在简明的色调对比中求得五彩缤纷的效果。它不求外表的俏丽，而注重内在的生命感，从朴实中表现出韵味。对书家来说，要以静寂的心态进入创作，去除一切杂念，意守胸中之气。书法对人的品格要求也极为重要的，如柳公权就以“心正则笔正”来进谏皇上。宋代苏东坡最爱茶与书法，司马光便问他:“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从陈，君何同爱此二物?”东坡妙答曰:“上茶妙墨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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