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浦县与江浙交界处流行“阿婆茶”。这是在家喝茶最著名的茶俗之一。每当妇女在田园干完农活，村里便有人家喊吃茶。喝阿婆茶有特定的对象，只有姑娘、婆婆、母亲可以参与，任何男子都没有出席的资格。烧阿婆茶的风炉用稻草和泥巴糊成，汲取淀山湖的水澄清后放入铜壶烧煮，清香不失真味。

　　喝阿婆茶时还就地取材吃些酥豆、菜苋、酱瓜、橘红糕之类的点心。今天这家，明天那家，轮流做东。凡轮到吃阿婆茶的人家，前一两天已定，清早就准备淘米磨粉，做橘红糕。喝茶时随便谈家常，顺带提出儿女亲事。过去农村青年的婚姻常靠阿婆茶牵线促成，现在仍是当地妇女的重要社交方式。

元宝茶

　　元宝茶为江南和沪地春节习俗。过年有客登门，主人以青橄榄或金橘放在茶杯中敬客。果实随茶水滚动，象征送金之意。茶馆年初一以元宝茶接待茶客，可收双倍茶资，有时仅按常规收费，奉送“元宝”借以笼络。有些老茶客给堂倌小费。双方客客气气热热闹闹庆贺新春。

抛锚茶

　　旧时司法界标榜公正廉洁，表面上严禁状师，但状师在上海，如影之随形，紧挨着法院四周大肆活动。可以说哪里有法院，哪里就有小茶馆。状师们仗着与司法界某些人的交情，聚集在那里包揽词讼，往往泡上一壶茶，等待诉讼当事人上钩。他们等客时所泡的茶特称为“抛锚茶”。

　　一旦主顾入馆求助，状师很快就能写出一纸诉状，保状4角，申请状5角。倘若对方外行，状师便要狮子大开口，多敲几块钱也并非什么怪事。喝碗抛锚茶不过一二十文，所费有限，只要抓牢一个主顾，收入便可观。当事人要是不找状师，自己去办，说不定法院还不让进门呢！为了及时了结官司，状师正抛锚茶恭候。

　　茶园演戏

　　早期戏班，多在农村谷场、庙台演出。进入城市，多借茶园、酒肆演唱。初无戏台，只在席前表演。清末上海茶肆甚多，适宜戏班落脚，所以许多演戏场所称为茶园。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记叙20世纪初剧场情况：“最早的戏院统称茶园，是朋友喝茶谈话的地方，看戏不过附带性质。”上海租界初设，戏院供茶、送热毛巾，也称茶园。

　　据屠诗聘《上海市大观?百年来上海梨园的沿革》记载，同治末年（1870年）开设的同桂轩，不满一年，改名红桂茶园，光绪八年（1882年）改称丹凤茶园。金桂轩开设于同治初年（1862年)后，数易其主，光绪十年（1884年）改称金桂茶园。宝善街近广东路处，由黄月仙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设大观茶园，后易主改咏霓茶园，一度称咏仙茶园。

　　这些茶园都是既演戏，又供茶。这前后沪上还有满仙、天仙、全仙、天华、国春、迎贵等茶园。京剧名角王桂芳、王洪寿、孙菊仙等都曾在大观茶园、天仙茶园演过戏。清代茶园建造的戏台是方形的，三面都可观赏，正厅排列方桌和靠背小椅。民国初年（20世纪初叶）出现的新舞台改进了设备，剧场圆形，四面无柱，前台渐高；同时废除了泡茶、送毛巾、收小账等积习。于是戏院改称舞台也不叫茶园了。

　　中法之役曾与刘永福并肩战斗的唐景崧，在《请缨日记》中提到，曾在上海天桂茶园、华众会茶园看戏。申曲、沪滩及其前身花鼓戏也先演于升平茶园、聚宝茶楼等，然后流传开来（后发展为沪剧）。

　　茶馆说书

　　旧式茶馆往往上午卖茶点，下午请说书先生说书又卖茶，有的还说夜书，开夜茶。

　　老上海中小型茶馆，特别郊县乡镇茶馆往往附设书场，许多茶馆本身兼作书场，演唱《描金凤》、《落金扇》、《双金锭》等小段曲艺，称小书；演唱《三笑》、《珍珠塔》、《杨乃武与小白菜》等大部头评弹评话，称大书。一部《西厢记》竟能说上年余，吊住老茶客和老听客的胃口不妨。老报人郑逸梅在《茶馆酒店旧闻》中曾详记茶馆说书时之布置和会书的盛况：凡附设书场，茶室中列置长几若干，便于安置茶壶茶杯，茶客可随听随喝。室隅筑一小坛，应聘的评弹艺人登坛弹唱，具居高临下势，壁上左挂三弦，右挂琵琶，馆门悬一黑牌，用白粉写上艺人姓名和书名。每逢阴历年底前四五天，有说会书之举，规定每一场为四档书，茶馆主邀说噱弹唱兼擅的名艺人即所谓“响档”登台表演。有说叱咤英雄的大书，有唱缠绵儿女的小书，或弦索悦耳，或醒木惊堂，各尽所能。茶馆主为容大量听客，竟把几凳全部拆除，茶也不备了。一般听客，为了一年一度难得的会书，站立着听，不计较座位，也忘了疲惫，攘攘挤挤，几不成茶馆了。

　　过去说书专门场所较少，以城隍庙的茶馆书最为突出。群玉楼、春风得意楼、四美轩都有过说书。上海本地或外来的说书人，只要在柴行厅登台亮相，听众认为见过大世面，也就刮目相看了。

　　到上海说书的大致分南北两派：北派为扬州口音，多说扬州评话；南派为苏州口音，演唱评弹。听众以听南派的为多。但茶馆轮到说会书，即有四五种书由几位先生依次说唱，往往南北兼备，流派纷呈。说书当中既有弹词与评话之分，还有单档与双档之别。单档的弹词由说书先生自弹三弦伴唱；若为双档，多一个琵琶伴奏。说评话的在桌上放一块醒木，成为“语”，可在桌上拍拍，提醒观众保持肃静，借以制造气氛。

　　茶肆唱曲童儿，清代称为“小青人”。天主教徒、湖北潜江人郭培声于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抵沪。他在《西游笔略》中写道：五老峰在沪城内城隍庙后，乃游人散心之处，说书唱曲者极多。有花园凉亭，画桥朱栏，茶室内之唱曲童子，曰“小青人”，杂以笙箫笛管，极其优雅。

　　吃讲茶

　　吃讲茶又叫“讲斤头”、“门人头”，是旧时上海帮会或白相人凭借茶馆喝茶谈判或当事双方说理情人评判、调解的方式。19世纪60至70年代盛行，延续约70年。旧时城隍庙春风得意楼、北海路朝阳茶楼、云南路玉壶春茶楼、南京东路一乐天茶楼等，大都在店堂最醒目的地方悬一块小木牌，黑字大书：“奉宪严禁讲茶”或“奉谕禁吃讲茶”。此乃茶馆老板预先打招呼，一怕胆小的茶客不敢上门，二是有言在先，若有人在此讲斤头，招致斗殴，那就明知故犯，要赔偿一切损失。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有许多吃讲茶之后的武斗场面正是在“严禁”的小木牌下进行的。上举四家茶馆尤为集中。

　　吃讲茶的起因多数出于经济纠纷或权益得失，其次是男女关系或言行冲突。也有人干了违法之事，如贩卖烟土、拐带人口、聚众赌博或负罪潜逃，倘被白相人或帮会党徒探知，就会“轧”到茶馆，大开谈判。这完全是单方面捏着把柄以势压人，实行敲诈，对方势孤理屈，只有破财消灾。这跟双方平起平坐谈判评理的讲茶实质上是有差别的，只是用了讲茶之名。

　　吃讲茶方式各种各样，一般是争执双方事先约好具体时间，敲定某楼某馆，备下香茗点心，约请双方公认的、既有实力又有威信的大佬居间调停。也有不请调停人，由双方首要人物直接谈判。

　　席间免不了你争我辩，唇枪舌战，威胁恐吓，讨价还价。调停人双方兼听，各自劝慰，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使矛盾扩大或激化。有时两边数说几句，以示公正。倘若调停有力，双方愿意接受，便可“叫开”，由调解者将一方的红茶与另一方的绿茶混入容器中摇匀，双方各取一碗一饮而尽，然后喝酒碰杯，了结宿怨。

　　所花的费用一般对半分摊，或由理亏的一方负担。大多数讲茶以和解告终，动武的毕竟较少。但若双方积怨已深，而调解人又“力道”不足，威信不高，或调停时一味和稀泥，或偏袒另一方，就可能触发矛盾，竟至当场大打出手，一时碗碎壶飞，桌翻凳倒，茶酒横流。当然这损失由战败一方赔偿。

　《清稗类抄·棍骗类·上海地棍之吃讲茶》云：“凡肆中所有之茶，皆由负者代偿其值，不仅两造之茶钱也。然上海地棍之吃讲茶，未必直者果胜，曲者果负也。而两方面之胜负，又各视其人之多寡以为衡。”哪方面流氓声势浩大，无理也可强词夺理。遇到有面子的流氓头子，势弱一方让步，遂得和解，开支由甘拜下风的一方负担。也有吃讲茶调解或谈判失败，双方当场约好时间、地点、人数，到馆外武斗。官府明令禁止，但探捕从不干涉。即使伤亡惨重，当事人本着江湖上后果自食原则，照例不去报案。

　　黑道帮派之间争码头，抢地盘，争夺对妓院、舞厅、赌场控制监护权，争夺毒品和走私物资提运贩卖权，争夺从人身到粪便种种“保护费”，矛盾重重叠叠，势力此消彼长，不断要求分割、摆平、重新分配，于是“讲吃茶”、“大比武”之风便无可避免。据《上海黑幕汇编》记载，旧时浦东有两个洪帮头目争斗不已，相约在某茶馆吃讲茶。

　　届时，丁某率大队人马包围茶馆，向孙某借“枣子”（眼睛）一双。孙某自剜一目奉上，乞留一目暂用。不久，孙某定计俘获丁某，命人猛戳丁某肩腿间，洞如蜂窝，血流如注，几至丧命。事为著名流氓范高头所悉，出面调停吃讲茶，两人自责，抚慰对方，订立盟约，各占浦东一半，深仇大恨，就此结束，此例表明吃讲茶可能导致武斗，亦可能经有力者调解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