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大阪市都岛区的毛马樱之宫公园有一块刻着“青湾”二字的石碑，是日本文久2年（1862年）的遗物。青湾，原是淀川下游的一个小湾，因“其水味适茶”而受到茶人的青睐。“青湾”之名，和丰臣秀吉有关。据说丰臣秀吉曾命令出使明朝的使者从杭州带回数壶西湖之水，沉于湾底，并移植西湖柳树于湾上，其色相映为青，故名“青湾”。更有逸闻说隐元隆琦禅师曾饮此水，称之有西湖味，故青湾又有“西湾”之称。原来的青湾，由于后世的土地规划和河川工程已被填没，只留下青湾碑被移到了现在的位置。

碑上遒劲的“青湾”二字为播州（今兵库县西南部）山崎藩主本多忠明所书，背面的《青湾铭》介绍了立碑的缘由。据铭文可知，立碑的发起人田痴卜居于青湾之侧，日汲青湾之水烹茶，有感于隐元禅师、卖茶翁、大枝流芳、上田秋成等先辈茶人对青湾之水的“赏评”，欲立碑“以垂不朽”，于是乞得本多忠明墨宝，勒石以作纪念。

田痴即田能村直入（1814—1907年），是著名画家田能村竹田（1777—1835年）的女婿。翁婿二人不仅能诗善画，也是日本茶文化史上有影响的人物，都为推广煎茶文化作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以画名世，兼喜茶事”的田能村直入为配合青湾碑的落成，与同好相谋，于1862年4月23日在青湾周边的大长寺、樱祠等处举行了盛大的茶会。此年恰逢卖茶翁高游外（1675—1763年）逝世第一百年，因此，茶会既是青湾碑落成纪念，也是卖茶翁百年忌的祭奠。据说“此日朗晴，天气可人”，参加茶会的来客有1200多人，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煎茶大会。同年7月16日，举行了第二次青湾茶会，称为“后青湾茶会”。7月26日是卖茶翁的忌日，故后青湾茶会是卖茶翁百年忌的追荐茶会。

两次青湾茶会均以祭奠卖茶翁为主题，是因为卖茶翁在日本煎茶文化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卖茶翁，原名柴山元昭，肥前国（今佐贺县）人。11岁入当地龙津寺，师从黄檗宗化霖禅师，法号月海。57岁时放弃了任职龙津寺住持的机会，来到京都以卖茶为生，人称“卖茶翁”。68岁时还俗，改名高游外，继续过着“十二先生伴我闲”“卖却煎茶充饭钱”的孤贫生活。至89岁去世，虽终生“处世不知世，学禅不会禅”，却不忘初心，安贫乐道，自养本真。文人雅士多与之结交，一时名噪京洛。他反对当时的抹茶道繁琐而拘谨的程式和攀比茶具名器的奢靡之风，主张回归陆羽的精行俭德、卢仝的七碗清风和赵州的吃茶禅意，自称为“卢仝正流”。他是“茶禅一味”的终生践行者，被后人奉为日本煎茶道始祖。

田能村直入用图录的形式记录了这两次煎茶盛会，这就是1863年刊行的《青湾茶会图录》。《图录》分天、地、人三卷，前两卷记录了4月的茶会，第三卷则是7月茶会的记录。作为图录形式的茶会记，《图录》不仅图文并茂地描绘了茶会的情景，还记录了文人在茶会上即兴所作的诗赋，表现了江户时代日本文人诗、书、画、茶的理想境界和煎茶崇尚卢陆茶风的茶道思想。

以祭奠卖茶翁为主题的青湾茶会在渲染卢陆茶风上狠下了一番功夫。4月的茶会设7席，加上4个临时“骤设”的副席，共11席。7席之名分别为“喉润”“破闷”“搜肠”“发汗”“肌清”“通仙”和“风生”，乃取自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句。七席各制小旗，旗上书席名以为标识。这七面茶旗客观上成了卖茶翁以来的日本煎茶道以卢仝《七碗茶歌》为其精神渊源的物质表象。

这样的物质表象还反映在茶席所用装饰物件和各类茶具上。例如，第一席挂轴是周东村所画绢本着色的《陆羽煎茶图》，第三席是宁波书画家詹仲和所书“送南湖禅师归日”诗，第五席则是顾舛书吕东莱《晚步溪上》诗。其余文房四宝如曹素功的墨、端溪砚、歙溪砚；茶具有宜兴窑孟臣罐、德化窑白瓷、南京窑青花碗等等，不一而足，使茶会处处透露着中华元素的气息，从而保证了这两次青湾煎茶大会作为卢陆茶风继承者的正统性，维护了卖茶翁“卢仝正流”的权威性。这也正是《青湾茶会图录·叙》强调“高翁游外，我之卢玉川也”的用意所在。

在“近世点茶家有诮煎茶者，煎茶家亦有诮点茶者”的江户末期，青湾茶会在日本煎茶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之后日本煎茶道流派林立，家元制度逐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