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鸦片战争后发展迅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当然得益于上海的开埠，以及上海特殊而优越的地理位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华北及长江沿岸许多城市又陆续增辟为开放口岸，这使上海在全国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更加重要。鸦片战争后至1894年，我国进出口总值增加了6倍多，其中上海对外贸易占到了全国进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而在进口方面，上海更是占到了全国进出口总值的60%以上。此前学术界对丝织品和棉纺织品贸易研究比较多，而对其他商品种类重点关注较少，因此我在本文中着重指出，上海的发展同茶叶和鸦片这两种商品贸易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一、鸦片战争后上海茶叶和鸦片贸易的快速发展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最大宗、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茶叶。至19世纪60年代，茶叶出口占到了中国出口总额的60%，此后也常年保持在25%以上。

　　如本文开头所说，上海之所以在短时期内就成为茶叶出口最重要的港口，是因为上海开埠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中国出口茶叶的产区大多接近上海，不仅空间距离较近，而且交通也很方便。比如江西、安徽、浙江所产茶叶，通过水路可以直达上海；福建武夷山的红茶，28天左右也可运到上海，而运到广州则需6周甚至要两个月以上。茶商从上海出口茶叶比从广州出口茶叶，成本降低了很多。“次等红茶，上海收购成本要比广州低百分之十至十五；绿茶低百分之十至二十。”鸦片战争后，延续多年的只有广州一口通商的制度被打破，而上海又具备天时地利的优势，因此茶叶贸易重心逐渐由广州转移至上海。至19世纪50年代初，上海就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口岸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上海的开埠和崛起，中国茶叶出口方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

　　由表1可以看出，中国茶叶出口总的趋势是量增价减，这一方面说明鸦片战争后中国银贵钱贱、茶叶质量降低的现实，另一方面也说明茶叶从上海出口比广州出口成本降低了很多，从而影响了茶叶的价格一路走低。这种趋势到19世纪后半期更加明显，比如，1867年中国出口茶叶1314千担，出口金额31123千关两；1894年，中国茶叶出口额1939千担，出口金额为33197千关两。27年间，出口量增加了近47.6%，但出口值只增加了6.67%。

　　1853-1856年，除1854年以外，从上海出口的茶叶数量年年超过经由广州出口的数量。1855年上海茶叶出口量为8022.1万磅，广州为1670万磅，上海竟超过广州近5倍，是1844年出口量的69倍多。不过，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一度控制在太平军手中，茶叶生产和贸易受到干扰，上海茶叶出口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战乱改变了茶叶自内地运往条约口岸的路线。战乱刚开始的几年，因为有太平军的危险，茶叶运输主要不是取道快捷的长江，而是从安徽、江西、福建和浙江，经陆路翻山越岭，最后艰难抵达上海。1853年，太平军占领江南，大部分茶商遂将茶叶转运至福州，于是福州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茶叶出口的一个重要口岸。战乱初期，上海茶叶出口占到了全国出口总量的80%左右，随后呈下降趋势，而福州则因为沿海商业活动日益活跃以及靠近武夷茶区，茶叶出口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有些年份的出口量超过了上海。

　　与出口形成对照的是，19世纪中国最大宗的进口商品是鸦片。19世纪70年代以前，仅鸦片一项商品就经常占中国进口总额的40%以上。

　　鸦片战争以前，进入中国的鸦片都是从香港转口输入的。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很快成为进口鸦片的重要口岸。1847年从上海进口的鸦片估计为16500箱，1894年增加到32550箱(合35804担)，分别占全国进口总量的49.6%和57%。其中，1854年7月至1855年6月的一年中，上海进口的货物总值为1262万两，其中鸦片货值竟达911万两，占到了72%。当然，在上海进口的鸦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转口到其他口岸的，其中绝大部分转运到宁波和长江流域的几个分运口岸，如镇江、九江、芜湖、汉口，以及北方的天津、烟台、牛庄等口岸。但即使减去这些转口数量后，上海本口岸的进口量仍然很大。因此，在19世纪后半期，上海成为鸦片最大的进口口岸、最大的转运口岸和最大的消费口岸。

　　同在广州、厦门等口岸一样，在上海经营鸦片贸易的洋行和鸦片贩子几乎是公开地进行交易的。运载鸦片的船只并不直接开进上海，而是先停在吴淞，把鸦片卸到吴淞趸船上后，然后空船进港。上海本地的鸦片贩子同洋行谈妥价格后，凭洋行开具的提货单自行到吴淞趸船提货。“贩卖鸦片和吸食鸦片也都是毫不避人的在光天化日之下，整箱整箱的鸦片在街上运来运去，这是在1849年，那一年运到吴淞趸船上去的鸦片就有22981箱。”

　　总之，研究鸦片战争后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注意到茶叶和鸦片贸易的重要性及其深刻影响。

　　二、上海茶叶和鸦片贸易增长的契机

　　鸦片贸易在鸦片战争后不仅没有被禁止，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尽管《南京条约》故意规避了最具实质性的鸦片问题，但实际结果是清政府被迫默认了鸦片贸易的合法性。这是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在全国迅速扩张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上海成为新的鸦片交易中心的根本原因。比较而言，上海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则是内外因共同推动的结果：外因是英美茶叶需求增长迅猛，内因则主要是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样，鸦片贸易同茶叶贸易一起共同成为19世纪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上海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上海鸦片贸易的迅速繁荣，除了大批中国商人为牟取暴利而积极从事这桩肮脏的生意外，亦与大批以经营鸦片贸易为主的洋行纷纷在上海经营有关。郝延平指出：“与其他地方一样，英国大代理行在上海的鸦片贸易中也起了主要作用。”比如怡和洋行、宝顺洋行、沙逊洋行、广隆洋行等老牌洋行，几乎都是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时期就在广州从事贸易的鸦片贩子，他们通过走私鸦片而发财致富，到鸦片战争时期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规模较大的洋行还拥有全套的鸦片武装走私船队和仓库码头等设备。其中怡和、宝顺、旗昌是当时最大的三家洋行，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鸦片和茶叶贸易。随着上海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原来在香港和广州的洋行纷纷涌向上海。1843年上海开埠的当年，怡和、宝顺、旗昌等大洋行即来此开业，随后沙逊、祥泰等洋行也相继开业，这些洋行的主要业务都是经营鸦片贸易。如1851年，进入上海港的鸦片船共58艘，其中属于怡和、宝顺、旗昌三大洋行经理的就有43艘，计值890万元，而该年上海进口货物总值才1631万元，其中鸦片就有1200万元，仅三大洋行进口至上海的鸦片就占了鸦片总值的74%，占上海进口总值的54.6%。由此可见鸦片贸易对于上海的重要性。

　　有意味的是，从事鸦片贸易的中外商人并非偷偷摸摸、掩人耳目，鸦片贩子多是非常体面的人，他们公开地进行走私贸易，罗伯特·福钧在旅行中对上海的鸦片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他们“愉快、体面……和……有礼貌”，“我原以为干这一行的商人会与武装的海盗差不多……然而，经营这一行的人都是非常体面的人，他们多金善贾，在文明世界的所有地方都是有声望的第一流商人”。(11)这充分说明，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鸦片贸易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

　　与广州、天津、香港等城市相比，上海是一个后发城市，但其发展水平却后来居上。在鸦片消费上，同样表现出了这个特点。在19世纪后期，上海的鸦片贸易不仅在规模上超过其他城市，而且在鸦片的消费水平上也超过了其他城市。在对鸦片消费描述的诸多史料中，多是将鸦片馆这类地方写成是藏污纳垢的地方，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在上海，除了大量普通烟馆供应人力车夫、搬运工等下层市民消费以外，还有很多鸦片馆不仅建筑外观讲究，而且内部装修精致，干净整洁，摆设各种艺术品，所谓“上海烟馆甲于天下，铺设雅洁，茗碗、灯盘，无不精巧。眠云阁其最著也，窗牖挂落，雕镂极工。他如南城信、北城信以轩敞胜，醉乐居、永恒昌以酒肴两便胜。馆内桌椅多用红木镶嵌石面，飞去青蚨一二百片，既可邀朋，又能过瘾”。(12)此类高级烟馆在上海非常之多，租界里尤其多。比如光绪年间坐落于法租界最有名的烟馆是上面引文中提到的南城信，时人记载“南诚信以高敞胜，眠云阁以清雅胜。入其中者，但觉画栋雕瓮，色色华丽。桌必云石，椅必文南，庭罗中外之芳菲，室列名人之书画，别开生面，雅近风流”。(13)作于1884年的《申江胜景图》(此画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描绘了这个烟馆的盛况：正厅中摆放着高级烟榻和华丽的装饰品(如精美的花瓶、石头和书法作品)，房子中央伫立着一尊大钟，前来消费的贵客络绎不绝。1872年《申报》报告说上海有1700多家烟馆，10年之后则有人说光是租界里的鸦片馆就有几千家之多。(14)李伯元在1897年写道，上海卖鸦片的商店比米店还要多，鸦片烟馆比饭店还要多。(1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鸦片并不是仅仅在鸦片馆里消费或购买，在茶馆、说书馆、戏院、公园、妓院等场所都可以很容易地买到，也就是说，“大部分休闲活动场所，无论它是什么类型的，都供应鸦片，这使吸食鸦片成为上海休闲几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6)

　　洋行除了经营鸦片业务之外，茶叶是他们关注的另一主要业务。由于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几乎是世界上唯一的茶叶供应国，国际市场茶叶需求旺盛，茶叶贸易利润很高，因此洋行在向中国兜售鸦片的同时，一定要想方设法从中国出口更多的茶叶，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进出口两方面都赚取最大的利润。早期洋行为了满足茶叶出口的需要，总是派人携现款到内地抢购，但因为中国茶叶特殊的生产方式，即很少有大茶园，茶农非常分散，而洋行受到人力和财力的限制，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出口的需要了。因此，“洋行长期和主要的收购方式，仍然须要通过中国城乡大小丝茶商贩，将分散在农村各地的丝茶集中到几个主要口岸，在当地的丝茶行栈和洋行买办的中介下卖给洋行”。(17)长江对外开放后，上海很多洋行都在汉口、九江等产茶区设置分行，茶叶得以及时收购和运输，因此这一时期茶叶出口量增长较快。至19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中国茶叶出口黄金时代的到来，上海茶叶出口也达到了顶峰。1880年是上海茶叶出口具有意义的一年，因为“多年来第一次上海的红茶贸易额超过了汉口和九江的直接外销额”，该年汉口和九江直接出口的红茶数量为37796723磅，而上海则达到了43986000磅。(18)

　　茶叶是一种特殊商品，尤其是绿茶不适宜长期保存，因此减少中间环节，从生产地尽快送到消费者那里非常重要。广州一口通商时，茶叶“常要在整整一年之后才能在广州转到外国发货人的手中”，而五口通商后，“我们发现茶叶在生长六个月之内竟然已制成商品到了英国消费者的手中”。(19)在这一时期，“运到上海的绿茶中，有三分之二是出口到美国去的”。(20)但后来因为绿茶质量越来越差，甚至经常有杂以柳树叶制成的假货，导致绿茶出口大幅度萎缩，绝大部分的绿茶出口额转让给了日本。在1874年，中日出口美国的绿茶都是2100万磅；但到1875年，日本就超过了中国，达到2300万磅，而中国则减少到1900万磅。(21)也就是说，日本增加的出口额正好是中国减少的出口额。与此相类似，英国国内茶叶所增加的消费额则几乎都是来自于印度，而且印度正在逐渐侵蚀中国茶叶的出口额。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海茶叶贸易的繁荣还同徽商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徽商的活跃推动了上海茶叶贸易的发展，而正是借助于上海的逐渐繁荣，徽商也才可能继续发挥作用，徽州商帮的衰落才延续到了光绪以后。徽商在国内的茶叶销售原来主要在北方地区和华东地区，北方以北京为中心，华东以上海为中心。鸦片战争前，经营外销茶的徽商主要集中在广州；而在鸦片战争后，徽商则主要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区域从事茶叶贸易。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大徽州”的概念：“徽商沿着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水路交通线建立商业网络，并在南京、芜湖、安庆、武汉、扬州、苏州、杭州、临清等城市建立商业殖民地，有力地推进了当地的商业化和城市化。这些地区即所谓"大徽州"。(22)“大徽州”的提法的确很有新意，但这个概念未免过大，而且居然没有把上海包括其中。上海作为19世纪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江南城市，毫无疑问是应该包括在内的。

　　三、茶叶和鸦片贸易增长对上海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发展史上，五口通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称之为传统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真正开始，可能一点也不为过。这是因为，五口通商“一则完全改变自唐代以来千余年之市舶贸易传统。二则完全打破千余年来中外封贡贸易关系。三则开启近代西式海关贸易规制。四则开启近代特殊性港埠都市之发展。是以单就近代商务而言，开放五口通商确为中国史上划时代之转折点”。(23)五口之中，上海最为重要，不仅在19世纪而且对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都具有深远的影响。19世纪后期曾任上海副领事的阿连壁这样说：“人们对上海也许可持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可能把上海看作为一个巨大繁忙的港口，它的贸易对整个文明世界，特别对英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二种看法则是把它看作为必须向中国普遍引进外国式的文明和进步的先驱。上海不仅输入西方商品，而且输入西方思想。”(24)的确，在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起到过像上海这样巨大的作用。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成为中国工业中心之前，贸易(尤其是国际贸易)对上海的发展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有决定性的影响。

　　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新的最主要的茶叶出口口岸后，带动了茶叶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而以英国为主要茶叶消费国的西方对茶叶的需求增加太快，即使新开辟了上海等口岸，也难以完全满足欧美市场对茶叶的需求。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时期英国最主要的工业品棉纺制品，在中国根本没有销路，为了弥补贸易逆差，西方国家只有继续加大对中国的鸦片输入，因此鸦片成为西方国家平衡与中国贸易的主要手段。而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过多强调鸦片战争后西方棉纺制品和丝织品对中国传统手工纺织业的冲击，而忽视茶叶对外贸易衰落和鸦片贸易对中国继续产生的巨大危害。因此，有学者敏锐地指出，“通过战争以打开中国大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第二步是通过他们的机器制造商品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是他们的第二手武器。然而，经历了十年工夫，他们的手中，除了大炮以外，有效的武器仍然是鸦片战争前通过走私泛滥中国的鸦片”。(25)1840年，英国(包括印度)出口至中国的鸦片为出口至中国棉纺织品的8.6倍，10年后，即1850年，前者仍为后者的7.6倍。(26)可以说，在整个19世纪，西方国家的茶叶贸易以及对中国的所有贸易都是建立在鸦片贸易基础之上的。

　　鸦片战争后，因为清政府对鸦片贸易实行默许的态度，导致国内罂粟种植大面积扩大，鸦片产量迅速提高。而由于国产鸦片价格大大低于进口鸦片，且随着国产鸦片质量的逐步提高，因此国产鸦片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内陆地区排挤了进口鸦片。1875年，驻上海英国领事麦华陀在本年度贸易报告中说：“多数省份现在生产的鸦片几乎已足以供应本省所需。现在已有大量鸦片从长江上游和牛庄运来，并以很低的价格在对外贸易开放的口岸市场上出售，以致大大减少了那里进口鸦片的消费量。”(27)上海自然也不例外，但是相对于其他地方，上海所受影响比较小。“鸦片尽管在由上海供应的某些口岸，进口鸦片不得不同培植量愈来愈多的中国鸦片进行剧烈的竞争，但仅就有关的统计数字而言，它似乎成功地保持了作为主要商品的地位。”(28)这是因为富人更喜欢进口鸦片，而这一部分的消费量在上海是很惊人的。如在1875年前后，“上海及其邻近地区消费的鸦片大部分是孟加拉生产的，当地人显得特别喜欢这种鸦片”。(29)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上海消费的进口鸦片数量最多，表2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从表2可以看出，1881年上海消费外国鸦片占了全国总消费量的1/4，1882年全国进口鸦片总量下降，但上海消费量不降反升，占到了全国消费总量的近1/3。

　　当然这种情况后来也发生了变化，即中国鸦片在质量上大大改善之后，性价比大大提高，因此除了部分高档鸦片馆(尤其是租界内鸦片馆)之外，上海本地消费的鸦片也逐渐改为国产鸦片，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四川，后来则主要来自离上海比较近的砀山县。(30)

　　不仅如此，上海鸦片贸易的特点还逐渐显露出了国际大都市的风格，这就是上海不仅是中国鸦片最主要的消费地区，而且成为向海外出口鸦片的主要港口。上海领事哲麦森在1895年贸易报告中说：“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已将上述中国鸦片中的一部分向境外出口，可能是香港或新加坡。出口量不大，然而它多少是一笔出口，而且很可能是一种新发展的开端。”(31)中国由原来的鸦片纯进口国变为出口国，此种现象对经济可能并无实质性影响，但在鸦片贸易史上却具有标志性意义。

　　在19世纪后半期，上海经济发展对鸦片贸易的依赖度非常高，这可能是当时任何中国城市都无法比拟的。正如林达·库克·约翰逊所说：“尽管鸦片对整个经济来说是有害的，但鸦片销售实际上推动了本地经济，在上海银行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地银行向短期借贷的鸦片商人收取高额利息，反过来又利用鸦片借贷发行银行货币，以便在银两短缺时期取代硬通货，这为港口的货币流通做出了贡献，没有这些纸币的话，整个地区的贸易和经济都会陷入停滞的局面。”(32)也就是说，鸦片已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品了，在很多时候它开始充当了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不仅吸食者对鸦片上瘾，“整个城市经济出现了鸦片的"瘾"，没有它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33)因为19世纪全球化的加速，鸦片对汇率的作用对全球贸易都有影响，有时鸦片能起到平衡世界汇率的作用。比如在1875年曾有过一次汇率的反常波动，这是由于欧洲需要进口大量的丝、茶等中国产品，但欧洲又无法提供足够的白银，中国市场白银供应也严重不足。此时，“如果不是鸦片市场对中国和印度之间汇率的空前上升能作出反应，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由于欧洲白银供货不足所引起的真空，这场波动就会大得多，对英国和中国总的贸易的影响也会严重得多”。(34)上海作为中国新兴的贸易、金融与工业中心，鸦片贸易“功不可没”。

　　总之，在19世纪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我们不能忽视一些特殊的因素，其中包括本文所重点论述的茶叶贸易和鸦片贸易在上海开埠后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因素当然与19世纪的中国都有密切的关系，但由于上海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上海在19世纪中期以后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地位，这些因素在上海所产生的作用更为显著，而上海的发展又极大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对茶叶和鸦片贸易在影响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非常有意义。

　　注释：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8页。

　　参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2页。

　 《北化捷报》，1850年12月7日。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第51页，“中国茶叶出口的量、值变化表”。

　　参见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4、63页。

　　参见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63页。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第43页；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第88页；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第126页。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609页。

　　郝延平著，陈潮、陈任译：《19世纪中国的商业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9页。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第78—80页。

　(11)转引自顾德曼著，宋钻友译：《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12)参见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1页。

　 (13)黄式权：《凇南梦影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0页。

　 (14)参见黄式权：《凇南梦影录》，第110页。

　 (15)参见《游戏报》，1897年8月14日，第1页。

　 (16)戴沙迪：《鸦片·消闲·上海：城市消费经济》，见卜正民、若林正编著：《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189页。

　 (17)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第115页。

　 (18)参见《领事许士1880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见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581—582页。

　 (19)《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7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摘要》，见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156页。

　 (20)《领事麦华陀186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见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203页。

　 (21)参见《领事麦华陀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见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376页。

　 (22)叶显恩：《徽商的历史贡献》，见方行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吴承明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81页。

　(23)王尔敏：《五口通商变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2页。

　 (24)《副领事阿连壁187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见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549页。

　 (25)(26)汪敬虞：《关于鸦片战争后十年间银贵钱贱影响下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商榷》，见方行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吴承明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第505、504页。

　 (27)《领事麦华陀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见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365页。

　 (28)《领事麦华陀1874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见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329页。

　(29)《领事麦华陀187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见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408页。

　 (30)参见《总领事许士1883年度上海贸易报告》及《总领事许士188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均见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651、720页。

　 (31)《领事哲麦森1895年度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见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87—888页。

　 (32)Linda Cooke Johnson,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15.转引自卜正民、若林正编著：《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第187页。

　 (33)戴沙迪：《鸦片·消闲·上海：城市消费经济》，见卜正民、若林正编著，弘侠译：《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189页。

　 (34)《领事麦华陀187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见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