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行进到今天,开放的中国重新面向世界,由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沿线国家的认同。在这个大同的时代背景下,若从资本角度看,中国商品卖得越来越多,经济收益逐渐回归以往的长期优势,但古老的家国情怀却缺失了,经济的繁荣远比文化进展要快得多。
一个正在成长的大国不能只有经济收益,还应当有文化贡献。我们不禁要问:在重视经济效益的同时,应该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有生命力、有质量、有丰富内涵、具有中华文化符号的商品,来更好地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茶叶作为长达几千年的中国优势产业,什么才是它的当代价值?
本期财经深观察《对话》栏目,普洱茶价值标杆的制定者云南大益茶业集团董事长吴远之先生应邀与北大全球互联互通研究中心主任翟崑教授进行深度对话。对话中,双方从多角度对挖掘中国茶文化的价值资源作了探讨。
探索中华国饮复兴之路
翟崑:我们知道,中国茶早已世界闻名,从古丝绸之路开始,在对外输送的中国商品里,茶叶占有主要份额。中国茶做为一种饮品,穿越各国藩蓠,互通有无,友好交往,书写过人类历史的辉煌篇章。而“一带一路”倡议也植根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互惠的丝路精神,也是其强大的生命力所在。你是如何看待中国茶的历史价值的?
吴远之:我先简单地介绍下中国茶的简史。茶树已经在西南地区默默生长了几千万年,在五千年前,神农氏因发现茶叶的药效功能,成为一种药材。三千多年前,四川一带有人经营茶园,开始向朝廷进贡茶叶,那时它是一种食材贡品。后来,人们才发现茶叶熬出的汤汁好喝又提神,又慢慢发展成了日常饮品。西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普通百姓已经开始喝茶了。自秦统一中国,茶叶便开始走出云贵川。到三国时代,茶饮传遍江南。唐朝让中国茶业迎来了大发展,尤其是陆羽开创了中国茶道,将茶饮上升到“品茶”的高度。在抑武而重文的宋代,茶叶正式步入艺术殿堂,逐渐成为全民礼仪和风尚。现代制茶技术起源于明代,并延续至今。到了民国抗战时期,勐海大益茶厂是第一个打破传统手工制茶,成为第一个用机器制茶的现代工厂。
在亚洲,日本和韩国的茶叶是唐朝时由中国传运过去的。在欧洲,英国的饮茶风最初由葡萄牙公主带到英国,由于英国本土至今不产茶,英国的茶叶进口量长期位居世界第一位。1784年,美国特派商船首航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运回茶叶等物资,进一步推动了饮茶风尚的兴起和茶叶贸易、茶文化的发展。
纵观茶叶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国茶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饮料,它早已根植于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上可与宗教哲学“禅茶一味”对话,中可与“琴棋书画茶”相伴,下可与“柴米油盐酱醋茶”为伍,雅俗共赏,上下皆宜。虽然到了晚清以后,国家屡陷危难,一脉相承的中华茶风开始凋零,但中国茶依然传达着沉淀的历史,静静地酝酿着新的现代商业文明,必将成为中国的文化符号,在世界产生巨大的价值。
翟崑:的确如此,中国茶绵延传递着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以及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茶重新回归世界提供了机遇。你认为复兴国饮的社会条件是否已经成熟?
吴远之:与以往不同的是,我国传统理念中官商割裂的局面正在消融。以前的企业一般只是在商言商,主要以赢利为目的,但是现代企业也开始追求整个社会的生态、和谐相处、非经济部分的关系,更强调社会责任。在国际上就有《企业社会人报告》,它将企业的社会功能、商业行为和其他活动综合起来考量其社会价值,因此,应该更全面去看现代企业。也就是说,企业在发展中,不能仅仅是谋取当前利益,还要与社会的整体发展趋势相融合。当然,企业家第一要务是本分地干好自己分内的事,然后再重新认知自己的定位,从商人到企业家,从个体企业到社会企业,需要一个过程。
茶叶做为中华国饮,复兴就是让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得到重新回归。近年来,日韩又开始流行喝中国茶,东京还陆续出现了专卖中国茶的茶馆,很多年轻人喜欢在茶馆享受中国茶的风雅。在韩国,复兴茶文化正在成为现代韩国人的生活准则。但是在国内,年轻人的时光大多消耗在咖啡厅,他们在那里会友、商业洽谈,如果这些活动发生在类似“总裁茶室”或“大益茶庭”里,让茶品再次成为人们的精神嗜好品,就是中国茶文化的复兴和回归,这就需要现代茶企的社会责任和传承中国茶文化的茶道共同努力。
我们还应该看到,茶与咖啡无界,人们之所以去喝咖啡,还有一层原因是我们还没有提供更好的茶环境、更健康更丰富的茶产品,如果茶饮品的开发、茶人商务服务的提升、茶产业配套更加完善,那么,中国人回归茶的氛围只是时间问题。总有一天,这种更偏向于年轻化的茶庭模式必将重新回到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中,这也是茶道文化的延伸。
“一带一路”为中国及沿线国家创造了巨大并持久的经济契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与中国经济有着很大的互补性,大益也非常看重这些国家的经贸合作,合作的本身也符合我们致力于振兴中国茶的初衷。大益早在几年前就提前在东亚韩国、东南亚马来西亚、泰国进行了布局,去年年底还专门发起并举办中国—东盟企业家论坛,目标是把中国与东盟、甚至延伸至亚洲企业之间的商业合作平台打造起来,通过这个平台不断促进中国企业与亚洲企业之间更多的合作与发展的同时,让中国茶道文化在更广的区域里得到继承和发扬。
包容是亚洲新商业文明的特点
翟崑:谈到茶文化的回归,就会和茶道分不开。自从唐朝有了茶道以来,一杯清茶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千年风雅,茶道与佛教、道教有着很深的渊源,却与世界上拥有人数最多的基督教从无交集。如何才能让世界品味中国茶文化?并且茶是清淡的,日久才弥香,这种既淡又慢的节奏,似乎和当下的快餐文化不相符,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去接受这种生活方式呢?
吴远之:茶道文化体现出当今社会价值,自然不能忽略基督教人群,大益在中国就首开先河推出了“茶道中的基督精神”和“茶席边的圣经”活动,它让牧师也爱上茶,目前正在教会里推广,被认为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有益探索,同时也是茶文化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此外,我们还编制了茶道文化的教材,选择了有茶学系的安徽农业大学教授讲茶道课程,刚开始忐忑地以为会招不够学生,结果后来到招生人数比想像的多出十几倍,由于课程包含有中国茶道与日本茶道的区别,如何插花、如何泡茶、如何品茶、如何审美等内容,受到了超乎想像的欢迎程度。
另外,茶是中国的符号,代表的是中国的需求,就像星巴克代表欧洲文化进入了美国,变成了美国咖啡文化。这种文化必然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思维方式、品位和时尚,因此,茶这个行业很特别。我所理解的中国茶商业模式不像美国那样大肆渲染,而是默默地去走心,“如果不用心就悟不到我的用心,就算你悟不到我的用心,我也不会不用心”,这就是亚洲精神内涵:左手做慈善,不要让右手知道。茶需要用心去品,品出知味、品味、真味的精神境界,不到一定程度,就不会普及,就像大益做的茶杯,装的都是有益的东西,并且先苦后甜,表达出亚洲人特有的个性。
如果商家一切以唯利是图为出发点和手段就是错误的,我们更多强调的应该是新的亚洲商业伦理,它是我们在继承前辈的文化基础上,又汲取的西方契约精神,这种商业规矩所产生出的新商业文明并非从天而降,而是一个物种加另一个物种结合以后产生出的全新业态、新认知、新要求等新优势。
文明不是说非此即彼,也不是那么绝对和简单、太意识形态化,就像当年欧洲人给美国人带去的商业伦理是基于清教徒精神一样,总结起来就是拼命赚钱、拼命省钱、过着节俭的生活,这种理念一直影响着美国的商业伦理,而亚洲需要一种新的文明,需要与中华儒释道精神结合起来,成为国人的财富观、传承观。
我们在古老的文明基础上加入了新的商业理念,结合产生出一个新的运营模式、新的道德标准、新的判断标准,它能让我们既能向西方学习,注重契约,又能够照顾好乡情关系。这应该是全球化以后碰到多种文明的冲突时,产生的新商业模式。
我认为“包容”是新商业文明的特点,它首先要包容对方,接受对方的缺点、接受对方的不同。“一带一路”让中国赶上一个好时代,无论是咖啡还是茶,我们两者都能接受,只不过年纪越大越接受茶,越喜欢中国的味道。我相信,中国茶的包容精神将会体现出更优秀的文化软实力。当然,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需要一定的时间,当人与事交往在一起,物物连通时,人生如茶,茶就变成了文明的一种载体。
翟崑:大益是生产普洱茶的现代企业,普洱茶在茶马古道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大益的生产基地就设在普洱茶的主产区西双版纳勐海县,自古以来就有着丰富的制茶工艺,在如此深厚的茶源地做中国好茶,从你刚才提到的亚洲新商业文明的角度看,大益将为社会提供哪些新的商业价值?
吴远之:大益在创办时,正值国难当头,有很多国内顶级知识分子来到西南边陲躲避战火,大益的初创团队就来自于那些知识分子,他们带去了先进的设备、技术和家国使命。民国时代,大益主要职责是救国图存。新中国成立后的大益成为一家国营企业,主要为国家出口创汇为己任。到了现在,开放的中国融入世界格局,经过改制后的大益,要完全以商业的姿态和世界一流的茶企竞争。在大益发展的77年里,大致可划为这三个阶段:国茶时代、普洱时代和今天的大益时代。
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大益已经成为当代普洱茶产业的缔造者,普洱茶价值标杆的制定者,属于国家普洱茶配方的保密单位。它还是微生物制茶工艺技术的发明者,在七十年代,大益就采用渥堆的方法对酵素进行了研发,经过团队这些年的努力,即将在今年年底采用微生物益生菌来制茶,这项技术基本代表全球最高水平。在茶道方面,大益用最专业的茶课、文学院、茶道院传递中国茶的价值内涵。今天的大益普洱茶已经培养出好几代的消费者和收藏者,是全球普洱茶爱好者收藏家的第一选择。它的目标是传承中华文化,成为世界的中国茶叶的品牌。从这一点上看,大益才刚开始,现在要做的仍是继续打好基础,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发展。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潘英丽
○更多有趣有料的文章,请关注茶叶网微信(fjtea520、fjtea100)和茶叶网微博(@茶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