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芳的茶叶  苦难的茶农

  ——唐宋的大别山茶（二）

  唐代大别山区的茶叶极受各地客商的欢迎，“霍山黄芽”为一时名产。寿州的茶“将到市廛安排未毕，人来买之，钱财盈溢”。频繁的、巨额的交易带动了运输、客栈、饮食、陶瓷等行业的发展，唐代在茶叶贸易中首先出现了“非钱”这种原始汇兑形式。例如陕西的茶商先在长安某商号付足相当的款项，带着藏有暗记的信物到寿州或盛唐（唐代六安）的某商号凭信物取款，这样携带方便，也较为安全。

  唐代官场，茶叶是贵重礼品，也是行贿的好物品。《茶酒论》说：“贡王厚宅，奉帝王家，时时献入，一世荣华。”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为求得宦官的支持，一次送给宦官邵光超“黄茗”（可能是霍山黄芽）200斤。李德裕请他带点天柱山茶，这人上任不久就送了几十斤来，李德裕还算规矩，感觉这人一下就送这么多有点出格了，连忙退回。过了几年，这位舒州刺史调回京师，带了少量天柱山茶的精品给他，，李德裕大喜。学者陆贽年轻时在陕西当官，回江南探母，仰慕寿州刺史张镒的才学，顺道拜访，两人相谈极为契合，结为忘年之交。临别时，张镒赠陆贽百万千钱以赡养老母，陆贽坚辞不受，只收下“新茶一串”，并说这新茶是他不能不收下的真挚友情。诗人薛能的朋友托人带给他一些天柱山茶，他感谢之极，写诗说天柱山茶如夜明珠，如天宫的蟠桃，如嫦娥帐下的灵药，它的馥郁芬芳远远超过这些珍宝。

  有人问李德裕为何如此喜爱天柱山茶，李德裕说它能“消酒食毒”。惟恐别人不信，他叫厨子煮了一钵浓茶，将熟肉放在银盒子内浇上浓茶，盖上盒子紧紧的闷了一昼夜，次日打开，盒子中的肉已化成了水。这个说法可能夸大了，但李德裕对天柱山茶的痴迷可见一斑。唐代如李德裕这样痴迷茶叶研究的人士不少，张又新专门研究煮茶的水，他将盛唐龙穴山的山泉列为“天下第十”。研究茶的唐代学者最有成就的是陆羽，他写的《茶经》不仅论述了茶的产地、种类，还兼及烹茶的水质及茶具等。在介绍淮南茶的同时，还介绍了寿州窑的黄瓷。他把茶分为茶、槚、  、茗、  五级，自此之后，茗不认作是芽茶，到元朝时就普遍以为“茶晚取者”为茗了。唐代就有人将陆羽作为“茶神”，在灶头上供奉他的塑像。

  8世纪中期的安史之乱严重破坏了黄河流域，江淮间成为唐政权主要的经济支柱，用诗人杜牧的话说，江淮维系着唐朝廷的“国命”（生命线）。茶税的唐中后期重要收入，782年，唐政权将茶纳入木漆一起征收统一的山货税，因为茶叶产销量越来越大，793年，茶税成为独立的税种，朝廷在产茶州县及交通要道设卡，征收值百说十的税率，821年起提高到15%。茶税是块大肥肉，地方军阀也垂涎三尺，他们在辖区的客店、货栈中，论斤征收“塌地钱”，有点像土匪强要的“买路钱”。9世纪中期，中央朝廷想垄断茶叶产销带来的利益，下令设立官场，不准私栽，茶农必须将私人茶园的茶树移栽到官场中去，将私存的茶叶烧毁。这个办法遭到朝野的齐声反对，胎死腹中。唐朝廷不久又在帮州、庐州等淮南州县设置“把捉”，即武装检查站。加征50%的茶税之后，茶商即可凭证于各处贸易，唐朝廷想用这办法来使地方军阀无税可征，其实是加重了茶农和商人的负担。这期间一些土匪也将抢来的钱财向茶农换茶，不依他们的条件就杀人烧房，换到茶叶后再武装走私到各地去，朝廷的“把捉”也奈何不了。

  江淮地区的军阀，以茶叶产销作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吴元济（彰义军节度使）父子利用其东届霍丘（按：唐代写作霍丘，清雍正时改为霍邱）与寿州相邻，侵夺寿州茶利以供军需。有的军阀自己也贩茶，894年，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派部下押运茶叶万余斤到汴州（今开封）等地销售，被朱温（朱全忠）抓了他的人，抢了他的茶，两人结下怨仇，从此打了十多年的仗。

  茶叶如此吃，茶农的生活却苦不堪言。诗人李绅说，每逢春茶采摘之时，许多采茶女就被壶豹攫食。皖西是主要茶叶产地，以寿春为中心的皖西北部就成为唐末军阀战争的重要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