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宁德蕉城八都镇猴盾村的畲茶，之所以能成为闽东茶叶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因为清代同治年间（1874年）的雷志波“震昌”茶庄商号而永远记载于史册。

　　清代年间，宁德县城的陆路，由六都经八都铜镜之后，分东西两路。东路经闽坑与福安福岭塘交界。东路在县志中，又称“大岭”，就在猴盾村的东部。其中，必经之地所相邻的水漈一侧，又处在霍童溪之畔。正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猴盾出村的茶叶，水陆兼可。关于霍童溪对两岸村庄经济的重大作用，清代张君宾编撰的《宁德县志》是这样描述的。“至铜镜、水漈与潮水接，过金垂渡，达鹿坑入于海。可通小艚，民赖营生。”

　　道光年间的“禁乞碑”从侧面反映了猴盾地理交界的优势。土生土长的雷志波熟识这一地理位置。如果仅靠猴盾一村，畲民们在番薯地里只能套种茶叶，这些被当地畲民称为“园头茶”数量自然少之又少，绝对成不了经销的后方基地。但恰是与霍童溪相接，与福安交界，所以，当他的“震昌”商号运行开始后，本县城的七都漈头、高山，八都的半山、南岗、灵山，九都的九仙、后湖、柴坑、施洋、巫家山、上乌坑，赤溪的社洋、棉头石、尖山等畲村的茶叶源源不断地送来，还有福安的甘棠、溪潭、穆阳一带畲村茶叶也流向猴盾。《宁德市畲族志》说，同治年间的“震昌”商号，让零星毛茶合成大堆，使猴盾村一度成为茶叶的集市。

　　后人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猴盾茶市的鼎盛时期，头春茶可收购到1500担之多。二春三春能收到2500担。由此，每届茶季，猴盾各茶庄商号平均有百担茶叶装袋出运。民国《福建之茶》肯定了猴盾所形成的茶市作用，将八都的畲族茶庄列入宁德县六个茶叶初级市场。

　　由猴盾出运的茶，经水漈的岚尾港码头运到三都澳。这是一条最为经济，便捷的茶路。

　　为此，“震昌”商号在岚尾港码头自然少不了纠纷。据雷志波的曾孙雷良裕回忆说，家谱中曾记载了这样的一段官司。当“震昌”商号的茶队在岚尾港码头等待时，附近的一伙村民认为，如此“肥肉”，自然需要交纳码头管理费。当事件交涉时，占着地域优势的码头一伙村民将志波的茶倾倒入霍童溪。事件迫使一场官司难以避免。县令裁断，这一帮码头村民赔偿“震昌”商号如数茶叶。码头的这伙村民，在凑不齐茶叶数量，不得不在茶框里塞上番薯顶数。自古畲谚说得好：畲汉一家亲，黄土变成金。熟知这个道理的“天资高迈，器宇超凡，海涵地负之襟怀”的雷志波，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法，让这一帮村民心服口服。1964年时，雷良裕那时就读八都新楼小学。他见过，附近的塔头岭原有一座凉亭。凉亭的主梁上，就刻着他曾祖父雷志波的名字。由雷志波捐赠的凉亭，成为这陆路上村民歇息的好驿站。

　　从水漈出发抵达三都澳的“震昌”茶叶，源源不断发往福州、厦门后，成为闽海关进出口的大宗货品。《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对于从三都澳运出的茶叶，是这样表述的。“其中茶叶出口额为18974667元（红茶），105998元（绿茶），总计19080665元，占出口总额的91.9%。从陆路上，猴盾到福州需走三天三夜。在清代年间，靠什么来防御盗匪？雷良裕小时候听他奶奶说，畲族妇女没有裹脚，她有幸随同爷爷雷志波去福州宁德会馆。途中所有挑担的畲民，都有一根“杖梁”，一头平一头包上铁锤，除了用作猴盾村特制的杂木扁担的支撑点，用于歇息之外；还可兼作枪棍，用以防身。第一次上了大都会福州，让她大开眼界，为此她还在福州做了两颗金牙齿。每每说起茶路之事，她总不忘记嘴上的那两颗金牙齿。

　　从福州宁德会馆带回来的银元，都会如数地分到供货的茶农手中，一分不少。到了入冬，农闲之季，“震昌”号的银元，也同样如数分给茶农。这种作为定金的模式而建立起来的信用，坚固不可缺，主导和掌控着这个蕉城唯一的畲族茶市。为猴盾其他畲族茶庄所模仿。雷志波的“震昌”号扩展为“灿记”、“庆记”。同村的雷志满“泰盛”号茶庄扩展为“满记”、“详记”。《宁德畲族志》说，400余人的畲族村落有五家茶庄，形成茶叶的“畲家阵”。

　　雷志波的茶庄，为什么起名为“震昌”号呢？已无史料考证，但《雷氏家谱》记载，这个“有非浅局可规”的雷志波会五行八卦。仅从字面上看，“震”，八卦之一，卦行代表“雷”。而“昌”字为“兴旺”。取名“震昌”，不正是寓意着“雷氏兴旺”。这是不是巧合呢？而繁荣一代的霍童“郑源源”、“舟记兰花”茶庄商号，则显得秀气许多，这是后话。

　　只可惜，辉煌的猴盾畲族茶，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渐入消退。翻开1939年的统计数据，宁德县已有的83890茶农中，大多数为畲族同胞。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因三都澳海路受阻，茶销路停滞，年产量从原来的1250吨，急剧下降到444.8吨。猴盾的“震昌”号由此从历史的繁荣而逐渐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