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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17 15:02          0

  中新网四川新闻9月11日电 晏阳初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历史贡献在于他提出的独立平民教育的思想与富有成效的实践,以及乡村改造的思想及其反复实践

  中新网四川新闻9月11日电 晏阳初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历史贡献在于他提出的独立平民教育的思想与富有成效的实践,以及乡村改造的思想及其反复实践。苗勇长篇传记文学《晏阳初》(北京:东方出版社,2021年)以近代中国平民教育的先驱者、中国乡村改造运动的实践者晏阳初为叙述对象,以史传和别传相结合的独特笔法,全面、完整、科学地还原了一百年左右的平民教育历史,立体地塑造了以晏阳初为中心的一批志士仁人形象,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具有标识性的故事,可以让人们重新认识这样一位似乎已被历史所遗忘的重要历史人物,从而为中国的乡村振兴事业和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关于这部文学传记的评论已经不少,本文只就其诗性品格的形态与形成原因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晏阳初》是一部充满着诗意、诗情、诗味和诗性的文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材料丰富、考证周密、行文严谨的学术著作。它首先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因为它所记载的是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不仅是作为重要历史人物的晏阳初本人,也包括他的父母兄弟、他的老师同学、他的妻儿家小、他的同事同人,还包括那个时期的党政要员、新闻记者、文学名家、教育名士等,他们都以真实可靠的形象出现在了他的笔下,并且活灵活现、光彩照人。作家没有虚构出某一个历史人物,也没有虚构出某一个历史事件,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所有的记述都是可以在历史上落实的,都是可以在历史上还原的,让这部文学作品具有了一种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品质。如果我们对照前面已有的关于晏阳初先生的几部传记,就可以发现苗勇这部传记文学作品,首先还是一部史传,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人生经历,一生的旅程、一生的话语、所撰写的论文、所著述的作品,以及他的家庭出生、教育经历、成长过程、思想情感、理想精神等,都完整地、立体地、细致地保存在了这部作品中。这就是作家本人说这部作品不是长篇小说,而是传记文学的根本原因;也是他说这部文学作品是一部“非虚构作品”,而不是一部虚构作品。因此,我们首先要把它当成一部史传来看待,然而同时也要把它当成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来看待。本文所要提出和讨论的“诗性品格”,既可以是针对史传作品,也可以是针对文学作品,因为史传作品也可以具有诗性,文学作品当然也可以更具有诗性。自古以来几乎所有的中国历史人物传记和事件记录,都被学者们当成了文学作品,如著名的《史记》《汉书》《左传》《国语》等。因此,我们讨论这部文学作品的“诗性品格”,并不妨碍它的史传性质,也没有否定它在史传写作方面所形成的特点与优势。不过,虽然这部作品在本质上是史传,但在性质上和形态上还是属于文学作品。苗勇首先是一位作家,其次才是一位学者,正是作家和学者的有机统一,才成就了这部作品的现实与浪漫、精湛与商业计划书茶馆、博大与精深。这样的评价,对于一般的传记而言也许是高了一点,但对于这部历史内涵和文学意味兼具的作品而言,是符合其思想和艺术实际的。李健在分析新时期一些传记文学作品的时候指出:“这些‘以人文本’的传记作品促进了我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的繁荣发展,为传记文学的深入人心,广受喜爱奠定了基础。”《晏阳初》不仅是“以人为本”文学实践的继承,同时也是它的发展,这种发展就集中体现在对于传记文学作品诗性品格的努力追求与成功建构上。

  所谓“诗性品格”,是指这部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诗情、诗意、诗象、诗味、诗境及其五个方面的有机组合,形成了具有崇高和充实诗性的艺术形态;而之所以同时具有五个方面的诗性,主要是作为作家的自我与作为他者的历史人物晏阳初的相遇与相知,作家自我身上的诗情画意本来丰富,而作为历史人物晏阳身上也具有一种少有的理想主义精神,晏阳初是一个具有特殊光亮的历史人物,而作家在文学作品中以自我之情,点燃了作为被观照对象晏阳初身上的火焰,因此,自我诗情与他者的光焰相统一,有力地成就了这部文学作品卓越的诗性品格。并不是每一部历史人物传记中都具有诗性品格,也不是每一部文学作品中都具有诗性品质,真正具有诗性品格的文学作品,在历史上也是很少有的。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只有沈从文、巴金、鲁迅、废名等少数几位作家的作品才存在诗性;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只有曹禺、夏衍等少数几位作家的作品中才存在诗性。当然,像郭沫若、闻一多、艾青、徐志摩、余光中、洛夫、舒婷等诗人的作品,本来就存在丰富的、深刻的诗性,因为这些诗人的作品本身就是因为诗性而存在,如果没有诗性品格那就不被当成诗人来对待。而在中国现代以来的传记文学作品中,根据我有限的阅读,还少有作品具有如此浓厚的诗情画意,并且同时具有诗情、诗象、诗意、诗意和诗境等五个方面得到了高度的统一。

  《晏阳初》的诗性品格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作家自我所具的丰富诗情与适度想象;二是历史人物身上所存在的原生性诗意与理想精神;三是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由自然山水转化的诗象;四是文学语言的诗质与诗味形态的形成;五是在作品中存在对历史关键时期的诗境呈现,以及以上这五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与高度融合。

  在作家苗勇与他的传主晏阳初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不仅都是大巴山的儿子,并且都是作家和思想家,都是从大巴山腹地走出来的杰出人才。作家出生于那片奇山异水之间,并且在那里成长和发展起来,走出了那里又回到了那里,与他的传主晏阳初的经历,有一些颇为相似的地方。一个方面是生于斯长于斯,一个方面是出于斯而恋于斯,所以作家与晏阳初在情感形态和文化基因上,是相近的甚至是相通的。然而,他对于历史人物晏阳初的了解与认识,也存在一个历史过程。正如他在这部书的“后记”中所回忆的,开始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乡还出现了这样一个历史名人,与当地许多人一样不知道晏阳初的名字,更不知道他一生的英雄事迹。后来在偶然听说以后,通过多次实地相关的考察,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可是他上大学及其以后,当他说起自己老家的这个历史文化名人时,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不知道,还以为他在吹牛,于是他萌生了要为晏阳初写一部传记的想法。让天下所有的人了解这一历史人物,这样一位中国平民教育的先驱者,中国乡村改造运动的实践者,就这样成为这部文学作品的由来。苗勇本来就是一位作家和诗人,曾经发表和出版过十本以上的文学作品,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以他的文学素养来撰写历史人物传记,不仅是胜任的,并且是富裕的。就这部文学作品的性质与形态而言,自我的才情与修养对于写作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不仅是能够一直吃苦耐劳,不怕麻烦地到与晏阳初人生轨迹相关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真实地经历了“吹过你吹过的风”、“走过你走过的路”的过程,收集到关于晏阳初的许多历史资料,包括晏子阳初早年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此后又进行了大量的阅读与反复的研究,让他对这部传记文学作品的写作充满了信心。作家特别用心,书中有两篇“序言”、四篇“附录”,一篇“后记”,前面三则“题记”,封底五篇前人对传主的评价,后勒口上还有一则晏阳初的“自白”。不仅如此,作家在多达九章的篇幅中,从开始到结尾,对于晏阳初的讲述都是充满情感的,这种情感已经达到了诗情的高度,远不是一般的赞许与肯定。作品里的一字一语、一章一节,基本上都是作者自我诗情的流露。作品是这样开头的:“迤逦绵延的大巴山,西接八百里秦川,东连高耸的巫岭,横贯千里。山就是这里的特色,重峦叠嶂,起伏绵延,一眼望去,群山如海,万峰如戟,太阳欲坠未坠。”虽然只是简洁的几笔,但作家对故乡的自然山水的崇敬之情,已经溢于言表,让人过目不忘。作品是这样结尾的:“这一次,晏阳初是真正回到故乡的怀抱了,永远不再离开。他日夜平和的微笑,注视着故乡的人民,一天天富裕,安康。”“每天都会有巴中儿女去拜谒这位一生为民的世界伟人,特别是每年的正月十六,都会有五六万人登临晏阳初博物馆。他们怀着崇高的敬意,走进博物馆,去抚摸那一页页尘封的历史,感受那字里行间跳动的赤子之心。”“平民教育的理想之花,已经结出累累硕果,润甜在亿万人心里。”在这里对历史人物晏阳初人生结局的简要描写,让全书的叙述再次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巴中,是饱带情感与充满爱意的。从开头到结尾,全书中都存在着并且充满着作家的情感,并且贯穿始终,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关于历史人物生平经历的文学作品,本身就像一首抒情诗的最主要原因。一位诗人对一位历史人物的吟唱,一位作家对一位历史人物的礼赞,构成为了这部历史人物传记的本质之一。作家对晏子阳初的一生与人品有着很高的评价,他说:“如果说平民教育是世界史上的绝唱,那么他(晏阳初)就是为这首绝唱而生的使者。”如果没有认识到传主是一位具有宗教情怀的使者,没有认识到传主一生所从事的“平民教育”是世界史上的“绝唱”,作家的感情就不知从何而来,作品里的自我之情也许就没有来历,所以,本书所富有和充实的诗情,首先是来自于作家本人,来自于他们共同的出生地、成长地、发展地,以及他们之间所形成的特殊的结构关系。他们都是这一片自然山水的儿女,并且都是关心中国与世界平民的思想家和探索者。如果苗勇只是一位学者,而不是一位作家,或者说他不是与传主同一个故乡,或者不是一个思想者与探索者,作家本身没有感情基础与认识基础,作品要有充满诗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至多只是一种外在的赞美,一种礼节性的褒扬而已。

  这部传记文学作品的传主晏阳初,本身也是具有理想精神与诗性本质的重要历史人物。他从小就立志高远,可是当他在了解了巴山“背二哥”的人生苦难之后,特别是在法国普兰经亲身感受了华工的艰难处境之后,他立志扫除天下文盲,终生从事平民教育事业,不当官、不发财,一生只做好这一件事。就他的学历与资历而言,他本来可以做官发财的,过上那个时代的上等人的生活,可是他自己成立中华平民教育总会,并自任总干事,宁愿一生吃苦,开始过上了一种“苦行僧”的生活,可见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也是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人。晏阳初很早就立下人生志愿说:“我将用我的双手和灵魂投入工作,直至打碎将我们的人民束缚在贫困茶馆插画、无知、疾病和自私之中的锁链。”从总体上而言,晏阳初并不是一位的传奇英雄,也不是一位在中国民间产生重大影响的神秘人物,相反他的人生轨迹过于简单,以至于没有什么迭宕起伏的故事;他的一生过于平凡,平凡得就像是一位老农或一位教师。然而,他的确是所少有的一位具有理想、拥有精神的历史人物,是一位具有崇高品质与高远境界的历史人物。而作家在与历史人物晏阳初的相遇之中,以自我的敏锐与深刻,发现了他身上本有的诗意,并且以艺术之笔一一地再现和呈现了这样的诗意。晏阳初是一个有理想有情怀的人物,不仅是从后人的评价中可以得知,他自己也有一种明确的自我认知:“我确实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者,想以思想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我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他在此大胆而明确地说自己是一个“传教士”,同时也是一个“者”,并且对“传教”的内容和“”的对象有所解释,这就说明他一生的思想境界是很高远的,一生的理想精神是很博大的。更为重要的是,作家以自我的眼睛发现了晏阳初,这是光与光的相遇、热与热的相衬,他不仅发现了晏阳初身上的诗意,并且也发现了与晏阳初同时代的许多杰出人物身上的诗意。在这部文学作品中,与晏阳初同时代的杰出人物很多,包括熊佛西、傅葆琛、张学良、冯锐、孙伏园、陈筑山等,作家都以自己饱带感情的笔墨,把他们身上的理想精神,一一地写了出来,让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虽然贫穷,但真的是有一批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他们的一言一语、一眼一神,本身就是人性中的诗性表现。作家把晏阳初的父堂先生也当成了一位诗人,有一次他居然心血来潮,给儿子写了一首励志的小诗:“炮响天明起着衣,洋堂教授犹嫌迟;吾儿何时得知事?睡到邻家饭熟时。”在作家的笔下,晏阳初的父亲一生以执教为生,但他对于自己和学生都有很高的要求,是那个小地方所生长起来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儒者和仁者,并且影响到了他的下一代。当晏阳初第一次出远门从巴中到阆中入传教士办的洋学堂,在好几天的翻山越岭的过程中,晏阳初居然一口气背诵了好几首诗作,包括王勃的《江亭月夜送别》、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等,他的大哥和伴随他们的“背二哥”,也不由自主地背诵了几首民歌,让这一路上的经历真是诗情画意。这部文学作品的主体部都是讲故事,具有一条明确的故事线索,然而也有不少的诗作的融入,犹如《红楼梦》《三国演义》中的“子曰诗云”,让整部作品都充满着浓厚的诗情画意。最主要的诗情画意还是来自于对人物与人物之间关系的描写。作家以诗人的眼光来发现人物身上的精神,着重于对他们内心世界的刻画与描写,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来写每一个人,虽然是一种想象或者说猜想,但对于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的把握是独到而深刻的。作家笔下的人物没有那一个是反面角色,包括当年政府的一些要员,都是以正面人物出现的,他们对于晏阳初所倡导的平民教育支排放运动都是支持的,对于晏阳初所从事的乡村改造运动也都是资助的,所以作为特别可爱的历史人物,在他们身上都闪现出诗意的光辉。作品所涉及到女性人物不是太多,但对于晏阳初的母亲、晏阳初的妻子、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等女性人物,用笔较多,发现与发掘了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并且总是充满着诗情画意。这部书所涉及到的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不下一百个,几乎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活跃的、丰满的,在一部传记文学作品中,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与其他小说不一样的,可能是在人物与人物之间缺少尖锐的矛盾冲突,然而正是这种正能量的叙述,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晏阳初事业的正义性与重要性,以晏阳初为中心的历史人物群像,正是因此而得到了全面地、客观地、立体地展现,在中国当代的文学史上,也许还是第一次。

  作家对于自然山水情有独钟,同时历史人物总是要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所以在这部以历史人物为对象的传记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对于人物所生活的自然环境的描写,同时也有对于自然山水的独立表现,让它们成为了文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诗象。所谓诗象,就是富有诗情画意的意象,不是单纯的形象,而是渗透着作家的情感和思想的具体物象。这样的物象已经不再是客观的,而是客观物象和作家情感的融合,所以具有强大的艺术表现力。首先,作家笔下的巴中、阆中和成都等地都是富有诗意的,作家笔下的香港、上海、北平等地也是富有诗意的。这些地方本身是一种客体性的存在,本身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诗意,而在作品中存在的这些地方却有着格外的诗意,这种诗意是作家所赋予的,所以成为了特别突出的诗象。作家这样写巴中城里离晏阳初老屋不远的“文星街”:“文星街正中央有一座两层的茶馆,房屋古朴,装饰典雅,名叫‘清流’。清流环境清幽,格调古朴,给人舒适脱俗的感觉。这是巴中城里文人雅士聚饮的地方。美堂先生常和三五文朋好友会聚于此,衔觞赋诗,互为酬答,倒也是平静日子里一件乐事。”这里的“文星街”可不是一条普通的街,而是当地一个重要“文化圣地”,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化符号企业文化标语8个字,也是可以产生文学和艺术的地方,因为它是文人雅士聚会之所在。作家这样写到晏阳初和史文轩第一次出川,在长江三峡中艰难行进的情形:“迤逦行来,航程虽时时受到阻滞,两个人不得不上岸步行,但他们并没有感到丝毫的疲劳和委屈,一直沉浸在美丽的风景里。两岸高山陡峭突兀,直插碧空;山势旑旎,互势竞上,争高直指。如缝晴初霜晨,猿啼凄厉,让人心悸。即使冬日也是一片葱绿,行走在这样秀丽的风景中,两个人常常忘记自己。”长江三峡本来是世界上所少有的风景名胜,但这一次他们并不是旅游,而是到香港求学而必经之地。在中国古代诗人如李白的笔下,似乎与蜀中之道是同样的艰难如《蜀道难》中所写的那样;然而在作家苗勇的笔下企业文化标语8个字,却是如此地存在着从前文学作品中所少有的诗情画意,成为了难得一见的诗象。作家是有意地把地理环境写成了诗一样的存在,也特别注重对自然山水的发掘,并不是作为人物的对象物,而往往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有的时候是以晏阳初的视角来进行,如他第一次到上海、第一次到美国、第一次到法国、第一次到北平、第一次到河北定县以及下面的村镇,都表现出了晏阳初个人的感觉与认识,是高度个性化的地理景观,也就成为了作品里具有内涵的种种诗象。就像是一个一个的电影特写镜头,出现了作品的不同时段,而作者是有意将其进行诗化处理,所以就特别具有表现力。自然山水本身具有独立性,并不只是人物活动的环境或背景,作家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所以特别注重对山水意象表现与经营,以意象的方式成为了作品不可缺失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历史传记类文学作品中,很少有人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成为了作品的特别闪光之处。

  这部作品中的语言是相当漂亮的,既是简约的现代汉语,同时也有文言文的典雅之气,是经过提炼后的艺术化的语言,同时也是具有个性的生活化的语言。他这样写晏阳初小时候的成长与父亲和母亲的关系:“晏阳初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一天天成长起来。书本里那些流淌着先民智慧和仁德的文字,那些透着谦让风骨的故事,常常让他痴迷。父亲个性温和,很少生气,他总是以自己的言行感染着子女。母亲是从大户人家走出来的女儿,从小就恪守着忠孝礼仪的儒家道德,这也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对几个孩子,她从来都是道威并施。她严格地管束着孩子们,要求他们温良谦让,不准言语粗俗,缺乏礼貌。”而是作家的叙述语言,无论是对于晏阳初的介绍,还是对于他父亲的介绍,还是对于他母亲的介绍,都是白话与文言的统一,既不是口语化的,也是全是文言文的,不仅读起来很有味道,也富有典雅之气。作家这样介绍对少年晏阳初产生影响的一个四川同乡:“杨遇春,清时名将,四川崇州人,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每遇军务,无不从伍駞驱,一生交战数百次,鲜有败绩,在平定内乱外患中多次立下战功。任陕甘总督时,又请求朝庭免梨贡、裁减冗员、组织屯垦、改良马政,加强防务,合并机构以节约开支,为开发西北边疆做出了贡献。”这里的语言以文言文为主茶馆插画,与中国古代名著中的语言相一致,几乎是达到了无法增减的地步。读到这样的文字,似乎是在读《史记》、《汉书》一类的作品。作家对历史人物心理的分析与揭示,也是特别精彩的:“晏阳初回想起1月2日那天,自己的一整天心神不安、魂不守舍,原来那正是文轩罹难的日子!莫非冥冥之中早有天定,那是文轩的在天之灵,在遥远的天际向好朋友告别,莫非真有心灵感应?要不,他怎么会在文轩离开的日子里,感觉有珍贵的东西正从生命中消逝?文轩曾经屡次在信中说,那些年他远离祖国,远离亲人,独自在成都,就是因为有了晏阳初这位朋友,才消除了他的寂寞和孤独。而现在,文轩走了,他们再也不能促膝长谈了,晏阳初的孤独又将向谁说?”作家在这里的分析是独到深入的,似乎已经深入到了晏阳初的内心,也深入到了他与史文轩之间的灵魂之纠结,当然也就是一种诗意的再现。所谓诗意的语言,不仅是指作品叙述性的语言、描写性的语言、议论性的语言,同时也是指作品中大量存在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在历史上当然是没有什么记载的,那个时候没有录音与录像设备,所以不可能有原始的保存;那么,这样的人物对话就只能是作家适当的想象与虚构,正是在这里体现了作家的才情与语言个性,可以与一些一流戏剧作家的造诣相并提。作家这样写晏阳初与初恋许雅丽之间的交往:“也不知道唱了几首,晏阳初觉得嗓子有点沙哑了,想喝口水。抬起头来,对面的许雅丽不知何时已经走了,他略为有点失落。正在这时,背后有人轻轻地推他:‘口渴了吧,给你。’”“回过头是许雅丽一脸灿烂的笑容,她手里端着一杯茶,正准备递给晏阳初。”“晏阳初也不客气,接过来一口气喝下去,觉得嗓子不那么干了。‘谢谢你,雅丽。’他把茶杯递了回去。许雅丽对他莞尔一笑,拿着茶杯走开了,只给了他一个美丽的背影。有那么几秒钟,晏阳初沉浸在了一种莫名的温和甜蜜中,但他这本就不明朗的情愫,马上就被喧腾的气氛给搅散了。”这里的对话虽然简单,却说明晏阳初开始陷入了与许雅丽的爱情之网,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是他平生第一次体验到,本身就是高度诗意化的。有大量的对话都在晏阳初与那个时代的其他人物之间展开,虽然不乏一些具有实用功能的对话,然而也有许多是情感性的、想象性的、精神性的对话,正是对于种种诗情的展示,是对于种种画意的呈现。这部文学作品在语言上的造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是一般的传记作品中的语言所不可相比的。除了情节冲突、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不是太强烈之外,作家所采用的却是纯粹的、雅致的、精美的文学语言,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部故事性的文学作品,而不是一部记述性的学术著作,只不过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非虚构文学作品,诗意的语言和艺术化的结构,是它的首要特征。语言的造诣是作家本人的素养所致,也是与作品所表现的对象有关。如果表现的是农村题材,或者是都市的打工题材,也许作家会采用不一样的语言。晏阳初是一个知识分子了,与他相伴一生的主要历史人物,基本上也都是知识分子,所以采用文雅的、高贵的、精致的语言是合适的。当然,在表现河北平民教育运动的生活时,晏阳初也接触到了一些农民,或者是青年或者是老年,他们的说话就是符合身份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典雅语言,而是农民平时所用的北方口语。但不管是什么样的语言,诗意还是没有少有,只不过是不同的诗意与诗味而已。

  所谓诗境,是指作品中所存在的具有超越性的境界,体现在作者对关键的历史时期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上。作家对于晏阳初出生时的描写,对于晏阳初在一战期间法国普兰对史文轩的寻找过程的描写,对晏阳初与其相伴一生的妻子许雅丽第一次相见的描写,第一次从成都回家时知道大哥已经离世时的描写,第一次从国外回来见到母亲时的描写,他率领妻儿举家迁到河北定县到达时的描写等,都成为了一种典型的诗境。作家这样在描写晏阳初出生之后,其父美堂先生给他取名时的情景:“美堂先生想起小儿出生那个早晨的情景,随着那道响亮和啼哭,天空那黑压压的乌云突然消失不见,猛而迸发出万道霞光,霎时云彩满天。屋顶也突然出现了一群鸟儿低空盘旋,叫声清脆,动作欢快,久久不愿离去。”“‘太阳初升,生机勃发’。美堂十分激动,大声说道:‘叫阳初’。”“‘阳初,晏阳初,好!’大家纷纷站起来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中,为初生的小孩子取名当然是一件大事,作家把当时的情景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具体、形象、入情入景。“晏阳初”这个名字,来自于自然的启示,来自于对儿子的期许,既然符合眼前的事实,也充满了一种美好的想象,是富有诗情画意的典型诗境。晏阳初在法国找到了史文轩的坟墓,他手抚十字架,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也不知过了多久,晏阳初才从哀伤中醒过来。太阳早出来了,一片金色的光辉洒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给这美丽的山林披上了一身华丽的霓裳。早起的鸟儿,在金色的光晕中愉快地飞舞,有的踞在向阳的枝头,正起劲地讴歌着新一天的来临。无数叫不出名字的虫儿也喜气洋洋的,它们爬到了阳光下。山下不远处,美丽的巴黎,显得那样温情,那样浪漫婀娜。”这里的自然是宁静的,同时也是忧伤的,因为他的好友在此长眠,而伟大的事业正在等待着他。巴黎附近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情怀结合在一起,也成为了一种典型的诗境。作家这样写晏阳初和同伴们第一次来到河北定县,当天晚上就出去散步:“定县的街道是土街小巷,远没有北平的街道那么宽阔漂亮。晏阳初背着双手,走在定县这寂静的土街上。也许多年以后,土街会温馨地回忆起这样一个细节:一位四十左右儒雅的中年人,身着青色长衫,双目深邃,面带微笑,在定县街上从容地走着企业文化标语8个字,走着走着,定县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被永远载入史册。”像一个电影镜头,将四十岁的晏阳初永远地定格在了河北定县那条大街上,中国平民教育的先驱者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实践者,也许正是以此为标准像,而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标识物,留在了世界人民的心中。其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诗境,同时也是一种艺境。像这样的引人入胜的诗境,在这部传记文学作品中,是大量的存在和显著的存在,成为了传记的精神之所在、品质之所在。如果只是平铺直叙,如果只是讲述一个一个的故事,没有火之焰、光之闪,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成为诗境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作家对晏阳初品格和精神中诗性的发掘,让自我的境界达到了最高的程度,也成为了一种少有的诗境。在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讲里,晏阳初说了这么一段话:“愿我毕生的工作——乡村改造——成为我的遗产,通过不懈的奋斗,提高被蹂躏的贫穷的第三世界农民的地位和生活,达到与那些具有特权的人们同样的水平。”一个是对于“农民”的同情与关心,一个是对于“世界”的关注与怜悯,一个是天下苍生众生“平等”的思想,一个是自己奋斗一生的“遗产”,这样的几个关键词,正是体现了传主的人生境界之高、思想品德之高、人间正义感之高,当然就成为了作品最为引人关注的“诗境”。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一生中总是有不少的关键时候,特别是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他的人格与气质就会显露出来,作家正是准确地抓住了这些历史时刻商业计划书茶馆,让它们成为了诗境,才有力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与精神,从而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艺术表象,让这部作品越来越像一部长篇小说。

  所谓美学精神,是指这部作品中充满着一种对于美的追求与经营,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的诗情、诗意、诗味、诗象与诗境及其有机的统一。而五个方面的有机统一让作品形成了一种卓越的美学形态,让这部作品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从古到今都是美的存在,美的运动,美的发展。晏阳初所处的主要是的年代,他在一生中所过的多半是苦难的日子,与他一同奋斗的同人多半也是那个时代一般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什么富人,然而作品没有让他们变成更苦难,而是让他们变得更幸福。他们都是作品里的闪光人物,似乎每一个人物都是诗意满满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人间的“菩萨”。在《晏阳初》里所有的描写都说明作家对晏阳初是充满深厚感情的,同时也是高度肯定和礼赞的,不过作家并没有像写新闻报道一样,也没有像写报告文学一样,而是以作家的眼光和情怀,把晏阳初当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人物企业文化标语8个字,而不只是当成一个历史人物。作家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位学者,以材料来证明晏阳初的教育思想与历史贡献,而是以一位作家或文学家的视角,来创作一部非虚构的、具有美学意义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基础还是作家对于自己的人物充满了热爱,所以才有塑造的热情和。作家这样评价北平时期的晏阳初:“晏阳初凭着自己卓越的口才、执着的精神、高尚的人格,让这些优秀的高级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加入到平民教育运动中来,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高级知识分子群。这不光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奇迹,在全世界也是一个奇迹,就是在今天看来,都依然让人感叹不已。”那个时期正是晏阳初人生的顶峰,中国的平民教育事业在他的手里得到了开创,长达十年之久的科学实验和社会实验,正是那里得到了富有生机的展开。后来在亚洲、非洲、拉美的推广,也正是对定县经验的推广和扩展,因此,作家对他这个时期的大力肯定,也正是对他整个人生和事业的肯定。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晏阳初创作了一首著名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会歌》:“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人。/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一齐见光明,/青天无片云,/愈努力,愈起劲,/勇往向前程。/飞渡了黄河,/踏过了昆仑,/大家一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治天下平。”这是一首歌词,当时被谱曲后被广为传唱,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很大影响。这首歌词的结构和风格像宋词,有一点岳飞《满江红》的味道,一个方面意气风发,一个方面负有使命和责任;一个方面有对大好河山的热爱,一个方面要为老百姓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不怕牺牲自己的时间乃至于生命。这样的意气风发的诗句与诗节,正是写出了中国平民教育的主体思想与奉献精神,同时也表现了中国平民教育工作者的内在精神和外在形象。如果要说这部文学作品的理想精神和诗情画意,在这首诗中最能够集中体现与呈现,诗情、诗意、诗象、诗味和诗境,也正是在此得到了高度的统一。这部文学作品的诗性品格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形的,是深藏的而不是外露的,是一贯的而不是片断的,是的而不是片断的,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部的。除了作品中存在许多的诗歌作品之外,所有的散文语言也都具有某种诗情和诗意。这些文学语言是高度个性化的,体现了作家的气质与修养,而不是一种实用性的、说明性的语言。在这部文学作品中具有一种深厚的美学精神,形成了独特的美学品质,形成了以诗情为中心的艺术形态企业文化标语8个字。就作品的主体部分而言,语言古朴典雅,同时又流动畅达,是一种形象化的小说语言,同时也有一些典型的新闻笔法,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这部作品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人物传记,而是一部具有美学品质和美学力量的传记文学作品,纯净、高远、开阔、自然,为后世中国与世界历史人物传记的创作,打通了一条全新的路径。当然,作品的后半部不如作品的前半部,似乎比较匆忙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是作品的整体篇幅太多,二是传主的后半生的生活形态,作家也无法全面的接触,材料上也会有一些欠缺。然而,作家身上的美学精神与作品中所存在美学形态,特别是作家对于诗意的经营与追求,以及这种追求所实现途径与采取的方式,对于未来的传记文学创作,会产生诸多的重要启示。除了文学与美学意义之外,这部书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可以说,该书乃中国作家为世界递上的一张中国名片,它以朴素但令人动情的描写,讲出也讲好了中国故事。”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人物众多,也相伴着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只抗日战争的十四年中,就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豪杰,但我们的文学界并没有很好地加以重视与表现。作家艺术家负有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责任,相信通过对传记文学作品《晏阳初》的研究,一定会有所改进、有所推动、有所发展。(完)

  (作者简介:邹建军,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比较文学、外国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著有《现代诗学》(与龙泉明合著)、《“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视野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文学地理学批评引论》等。甘小盼,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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