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茶诗，是中国诗歌中的一个分支，它是指与饮茶、品茶、茶事，或对茶进行说理议论的一类诗。《中国茶文化经典》对茶诗进行了统计，具体数字如下：两晋茶诗共4首，唐、五代共有茶诗148首，宋朝茶诗759首，金、元茶诗共132首，明朝茶诗共242首，清茶诗共510首。
    中华民族很早就懂得如何利用茶叶，有关饮茶的记载亦不晚于西汉时期。王褒《僮约》一文里有“烹茶尽具”的句子，此后，中华民族就正式开始了茶文化的记载。《艺林汇考》卷七云：“茶之用始于汉；著《茶经》始于陆羽；榷茶始于张滂；《尔雅》中有苦荼，茶之名始见于此；《吴志》孙皓密赐韦曜以茶代酒，饮茶始见于此。”这些记载开始了中国皇家茶文化的记录。

古往今来，不少文人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茶与文人融为一体，自从茶事进入文坛，又经茶圣陆羽、皎然、颜真卿等名流不断奖掖推崇以后，以茶为题材的诗歌大增。尤其有很多诗是关于武夷山岩茶、红茶、大红袍的。从上面列举的茶诗统计数字来看，宋代虽然不是诗歌之盛世，却是饮茶诗之盛世。宋代诗人继承了唐诗中“诗史”和现实主义的精神，在诗歌里描绘政治、经济、民俗等社会生活的画面，把宋代繁荣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摄入笔端。而茶文化作为宋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不会被诗人们忽略。
    蔡镇楚先生在《乾隆皇帝茶诗与中国茶文化》一文中称茶诗为“中国诗文化与中国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文人饮茶之习的生活情趣和审美理想的诗化，是中国茶文化美学的艺术结晶与重要载体之一”，此语道出了诗歌与茶品之融合的精髓。北宋的文人士子多向往置身于自然、融合于自然的生活，在松间月下、溪畔花丛的品茗就成了宋代文人追求的雅趣，饮茶让宋朝文人忘却了人世间的名利之争，使得身心从内到外地与自然合而为一，既陶冶了情致，又健康了身体，再用诗句记录饮茶时的情怀，故成为一代文人风流倜傥的标志。而养尊处优的宋代皇帝们，得天下之名茶，他们喜欢武夷山的大红袍，自然会是这种饮茶作诗之雅趣的倡导者和实施者，所以他们也留下了一些饮茶诗，来充分地表现宋代皇室对茶文化的钟爱。

北宋的宋太宗赵匡义（939-977）就是一位特别爱好饮茶的皇帝，他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在建安北苑贡院设置专门监制龙凤贡茶的机构，专供皇家饮用，因此有了“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之说。宋太宗留下了两首饮茶诗，诗中表现的是与一老僧对坐饮茶的情致：

秋锁烟岚日未曦，道情欲话老僧期。旋烹茶灶心先喜，摇撼松风睡思迟。鹤唳九宵堪入画，云平三界化无私。真宗相教非虚说，对境成空是我师。（《缘识五十首》之四十六）

患脚法师不解走，少年心尽爱花柳。争知道味却无言，时得茶香全胜酒。（《缘识六十一首》之三十六）

从这两首茶诗，不仅可以看出宋太宗对饮茶的喜爱，更表现出宋太宗对于茶饮品中所包含的文化与情调相融合的深刻体悟：他认识到“茶香胜酒”，茶香中不仅有酒的醇风，更能让人心境空灵、“对境成空”，得到心灵上的滋养。于是饮茶者茶未饮已心生喜悦，闻得茶香更是如登仙界，饮茶时如果再与老僧一起观赏“秋锁烟岚”的山林风光，谈论“云平三界”“真宗相教”之出世玄理，此中滋味，只能心领神会了。

宋徽宗赵佶（1082-1135）更是一位极爱饮茶的帝王，他不仅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来评论茶之高低、细微差异，还在皇家的宴会上亲自为大臣们烹茶。蔡京在《保和殿曲宴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场面：“宣和元年皇上召臣蔡京、臣王黼，臣燕王俣、臣楚王似……宴保和殿……赐茶至全真阁上，御手注汤，擎出乳花盈面。臣等惶恐前曰：‘陛下略君臣夷等，为臣下烹调，震惕惶怖，莫敢饮之。”宋徽宗还留有一首饮茶诗，诗中表现出宋徽宗对于茶品极高的鉴赏功力：
    风霜正腊辰，早见几枝新。预荷东皇化，偷回北苑春。旗枪虽不类，荈孽似堪伦。已有清荣谕，终难混棘蓁。（《北苑春》）

诗中所提到的旗枪、孽、预荷都是当时有名的贡茶，是宋代文人极喜爱的茶品种。旗枪是扁形炒青绿茶之一，产于浙江杭州西湖和余杭、富阳、萧山等地，因该茶经开水冲泡后，叶如旗杆，芽似枪头，故有“旗枪”一名。而蔡京所提出的“乳花盈面”则是指宋徽宗赵佶所喜爱的一种“白茶”，白茶为福建的福鼎、松溪、政和、建阳等地所产的名茶，白茶选用白毫多的芽叶，鲜叶要求有“三白”，即嫩芽及两片嫩叶均有白毫显露，成茶满披茸毛，色白如银，故名白茶。赵佶认为白茶是茶中第一佳品，冲调时雪白的茶叶在茶具里上下翻腾，产生乳花般的醉人效果。

宋高宗赵构（1107-1187）也是一位茶品的热爱者，大概是受其父宋徽宗的影响，宋高宗对茶极其热爱，也对饮茶有着极高的要求。赵构沉溺于南宋的绮靡生活中，不思收复失地，但内心却纠结难以释怀，在他的两首茶诗里，表现出精神上的消沉：
古寺春山青更妍，长松修竹翠含烟。汲泉拟欲增茶兴，暂就僧房借榻眠。
久坐方知春昼长，静中心地自清凉。人言圆觉何曾觉，但见尘劳尽日忙。（《赐僧守璋二首》）

在这两首赵构与僧人对饮名茗的诗句里，可以看出赵构很羡慕置身于山野、品茶参禅的僧人，他羡慕这种“静中心地凉”的超然，更喜爱这种“长松修竹翠”的自然风光，独坐在其中，让山泉水煮成的清茶浸润着心灵，在这茶香缕缕、清幽淡雅的意境中思悟着人生和禅理。正如冯文开所言：“就是因为茶中有禅意，他们濡染于禅，息心于禅，就是把茶作为因来进入禅境。茶中之禅，它既有禅的内容又超越了禅的宗教功能……获得一份‘菩提’去掉‘烦恼’，求得心灵的安适与超越，摆脱人生困厄或宦海沉浮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在失去平衡的人生天平上，文士希望通过饮茶这一活动把失重的心灵重新支撑起来。”

南宋的宋度宗赵禥（1240-1274）虽然在历史上不是一位知名的皇帝，却是一位爱茶的皇帝，他的一首茶诗写出了秋季赏花品茶的情趣：
西风欹翠盖，晓露红裳。艳红酣霁圃，冷翠媚秋池。声幽梧桐叶，香冷菊花风。院子供新茗，园丁献异花。（《题诸色扇二首之一》）

很显然，这首秋色满纸的诗作让人感到秋的艳丽与寂冷，在此菊香阵阵的秋景之中，皇家庭园里茶香四溢、异花开放，便把秋色的凄凉压去了不少。尤其是“新茗”一词，说明宋度宗饮的可能是秋天产下的茶叶，这种秋茶相比春茶来说，更具有一番不同的韵味。古人说“春茶苦，夏菜涩，要好喝，秋白露（指秋茶）”，事实上，秋茶的汤色、滋味间于春茶和夏茶之间，香气平和，叶底柔软常有铜绿色，叶片轻薄瘦小，对夹叶较多，叶缘锯齿明显，别有一番不同的造型与香型，也算得上是色香味俱佳。宋度宗在这淡淡的菊香中，品着淡淡的秋茶，看着眼前的残荷落红，倒也别有一番情致。

　
从上述皇帝的饮茶诗中可以看出，品茶是宋代皇宫与市井文人共同的一种重要生活内容，也是他们一种独特的审美品味。南朝著名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曰：“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澄怀就是追求心志的宁静致远，在宁静致远中体味人生百态。因此饮茶、品茶、赏茶的客观行为就成了人类这个主观个体陶冶情操的途径，在对茶的直观品味中领会茶的内在神韵，引发怀古感今之幽思，就会使胸怀澄澈，使生命意味升华，从而感悟“含道映物”，进入天人合一之境地，茶就成了人与天地交融的一个媒质。因此，宋代皇帝饮茶诗就有了如下三种审美意义：

   1茶中有静

　 饮茶需要心静，饮茶人必须耐心地筛选茶叶、茶具和茶水，精心烹煮，缓缓等待，慢慢品尝，所以饮茶就有了磨炼心性、修养性情的意味。况且饮茶人还很注重选择饮茶的环境，他们往往置于月下、松间、花丛、溪边、竹林等幽静之处，伴随着琴声和天籁之声而从容品茶，把天地万物作为一种精神标志而伴着清茶一起吸纳于胸中。因此品茶本身就具有一种超然物外、接纳自然的态度，并象征着性情的高雅和对自然的崇尚。品茶人并不是用茶水来解渴，更不是用茶来消磨生命，而是在品茶的过程中，体会着庄子所言“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的静神为美、静神为养的养生之道。故宋高宗赵构云：“久坐方知春昼长，静中心地自清凉”，就是这种“虚”与“静”的人生态度的体现。

2茶中有禅

在古人看来，茶树与草药都是有灵性的植物，《东溪试茶录》有云：“茶于草木为灵最矣”；陆羽《茶经·茶之源》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从来佳茗似佳人”，“不是膏油首面新”。茶君子们称茶为“灵芽”、“香芽”、“金芽”、“灵草”、“瑞草”等，因此，品茶之事常与神仙、道士等隐居者联系在一起。品茶时可以品味天地之奥妙，品茶时可以陶冶内在之灵性，品茶成了饮茶人的一种玄机。在幽香而清淡的茶味里，在似梦似幻的冥想中，在若有若无的清风里，有即是无，无即是有，功名利禄化成了一场云烟，人间烦忧成了一缕空气，茶里有了天地大化的禅机。正如冯文开所讲：“独饮是在孤独中体味茶的神韵，由茶及己。对嚷是在对话、轻言、密语、谈私中进入茶的胜境，体会饮茶的情趣；聚饮是在活泼、畅怀、舒啸中得到品茶的乐趣。茶中之禅浸透了文士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乃至行为方式。文士在茶中致力于获得心灵的超越，在茶境中追求适意。文士饮茶一面看出他们委顺于世、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一面在茶中得到空静澄明、了无挂碍、人生空幻的禅悦之境。另外，他们在缕缕情香中获得一种安之若素、处之泰然、超然平淡的心态，一种逍遥闲适之情趣。”所以，宋太宗赵匡义的“鹤唳九宵堪入画，云平三界化无私。真宗相教非虚说，对境成空是我师”表现的正是这种茶中所包含的禅机。伴随着茶香，于不知不觉之中，饮茶人的心灵已登临三界，与仙人为伍，与天地遨游，此情此景，正如朱熹《茶灶》诗所言：“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

3茶中有精神

唐代诗僧皎然有《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云：“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徒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这首诗俗称“七碗茶”诗，是说饮茶可以荡涤人的烦忧，使人精神爽朗，产生如飞雨洒轻尘之轻快感。从客观效果来看，饮茶确实有提神醒脑之功用，又可以温胃养肝，净化人的血液，所以长期饮茶能使人心绪宁静，身体通透，精神振作，四肢轻松。因此陆羽《茶经》中引壶居士《食忌》言曰“苦茶久食羽化”，又引陶弘景《杂录》云“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都说明饮茶通过优化身体条件，从而达到静化精神的作用。因此，茶就成了一种古朴宁静、优美空灵的自然世界的具体物质，所以饮茶才在宋代文人中蔚然成风，品茶也成了文人间联络感情、沟通心灵的最佳方式，即使贵为天子的宋徽宗赵佶也要以茶为宴，亲为大臣烹茶而一展茶技，从而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

总之，茶在文人雅士的面前，仿佛幻化成了他们的人格精神，并使文人雅士对此有强烈的依恋性。在茶的世界中，文人们以一种洒脱豁达、无拘无束的自由心态，投身其中，茶是文人们排谴心中世俗的郁闷、人伦阻碍的有效良方，更成了他们人格精神的所在与象征。以此而生的茶道是自然之精华与人类自身的一种高雅的契合，而茶诗正是这种大美之道的具体写照。茶诗融合了茶的芬芳与诗的高雅，更有一种别样的情趣在其中。宋代的皇帝们深谙茶道，又拥有天下的极品茶，所以他们可以借茶悟道，借茶抒情，借茶诗来表现他们独特的人生感受。现在有很多人依然会在品味过武夷山岩茶大红袍后留下诗句，大概也是这种文化的继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