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茶:财经茶、政治茶、军事茶

  2024-06-17 15:02          0
12004年,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中国藏茶,首次出现在欧盟茶叶委员会的年会上,引起了国际茶界同道的关注。随后,欧盟茶叶委员会秘书长芭芭拉女士来到了中国藏茶的发源地四川雅安,参观考察了有460多年历史的四川省雅安茶厂有限公司。面对藏茶所植根的世界罕有的“雨极”地理环境,面对藏茶的复杂而精良的传统工艺以及所富含的健康元素,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叹:“discover Tibetan Tea”(发现藏茶)!

这一声惊叹不仅是一位国际友人、一位茶界权威对古老神奇的藏茶发自内心的赞赏,也让我们领悟了一个道理:历经千年、传承百代的中国藏茶不就是在不断的被“发现”中成就自我,在不断的被“发现”中发展前进的。藏茶是用茶叶的全株成份深度发酵后紧压成砖成块,在漫长的岁月中反复发酵的一款古黑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其称谓多种,唐代称为“火蕃饼”,宋代已有“黑茶”称谓,到了明清时期,基本特定称“边茶”。民国和解放初期也沿用边销茶一说,由于藏茶特殊的发酵后紧压环节,也称谓“紧压茶”,藏区称谓就更多了;大茶、砖茶等按地域区别各自命名,而到了市场经济的今天,藏茶开始向汉区回归。

发现不同于发明,发现是一种已经存在的事实、一种恒久的定律被人们所掌握和运用,往往是无意的。1492年,航海家哥伦布在误打误撞中发现了美洲大陆,从而促使了西班牙的崛起,把海洋时代推向峰顶;17世纪中期,科学家牛顿从苹果落地的现象中发现了地心的引力,并以数学的方法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从而带来了一场科学的革命。可以说,无意的发现总伴随着有意的发掘和再造。

同样,藏茶的历史、文化也是从无意的发现开始的,当然,最早的发现者并不是芭芭拉女士,而是千百年来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同胞。

那是在公元641年,这是中国的初唐时期,国家强盛、四方臣服,位于西部的吐蕃国王松赞干布几次向唐王室求婚,最后,唐太宗被其真诚感动,决定由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于是,一场盛况空前的政治联姻、民族联姻和文化联姻开始了。和亲的主角文成公主带着唐王室的重托,也带着汉民族的厚望,带上了汉文化的精髓文房四宝,佛教的圣物—释迦摩尼8岁等身佛像,还有茶叶和丝绸等,林林总总的随嫁物品,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把一场和亲演绎成了民族、文化和经济的交流活动。在此之前,西藏人喝的是土茶,而从此以后,随着唐蕃之间的睦邻友好,来自汉区各地的各种茶叶相继进入了藏区,藏民们开始饮用汉茶。其中不但有今天被藏区捧为至宝的雅安所产的“藏茶”,还有其它地方的茶叶,如寿州的六安茶、湖南的银毫茶、湖北的红碎茶、浙江的紫笋茶以及四川蒙顶山的绿昌明茶等。这些茶叶以各种方式流入了藏区,也进入了藏区民众的生活。

但是,面对着路途遥远的西藏,面对艰辛的运输条件,进入藏区的茶叶也面临着自身的竞择,不是每一种茶叶都适合这一特殊环境和这一特殊的消费群体,最关键的就是各种茶叶都有难以回避的保鲜以及饮用方式是否与藏区的生活实际相适应的问题。而对日常生活中亟需茶叶的藏族同胞来说,最需要、最合适地莫过于茶叶经煮耐泡、运送效率相对要高。这促使了他们对来自汉区的各类茶叶进行了比较,在反复比较中,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并选择了产自雅安的藏茶。原因有两点,一是雅安处于四川盆地西南部分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离藏区最近,从这里运送茶叶显然比汉区的其它地方便利快捷;二是高原上开水的沸点低,茶叶只能熬煮不易浸泡,且藏民们嗜茶如命、用量奇大,选用茶叶必须经煮耐泡,还可以连枝带叶地吃掉,而这些需求点在藏茶上都能够得到一一的满足。事实上,产自雅安的藏茶不但耐熬煮,还能够和藏区特有的农牧产品有机融合,制成了酥油茶、奶茶、茶调、糌粑等食物链,给藏民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享受与乐趣。

可以证明,藏族同胞对藏茶的发现起先是无意的,选择也是渐进的,而最终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知道,平均海拔四千多米的青藏高原有着与内陆平原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高寒缺氧、超强辐射,生活高原上的人要经得住严寒,就要多吃肉,以增加热量,由此就造成了食物链单一,加之高原上蔬菜水果难以生长,维生素严重缺乏,生命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就在这种情形下,藏族人却发现了常饮藏茶能够使生理机能正常运转、健康无忧,不能不说是一种天意,一种物缘,这一选择就是一千多年。学者们一直在诘问其他茶类为什么在藏地没有生根,而被忽略,21世纪生物工程迅猛发展,茶的内含物与生物靶向的研究揭示了其中的奥秘,未发酵(以绿茶为代表)和微发酵茶内含物质中茶多酚对人体的健康益处甚多,但人体在代谢多酚碱时需要耗散体内的氧离子,而高原客观上缺氧,所以此种茶类一喝机体就产生不适感,实际上是“缺氧”体征。可以说完美的深度发酵藏茶多酚碱已经通过微生物的降解和异构,形成了不耗氧的多糖和色素,而对色素的研究表明,有对机体红细胞结团的分离功效,正好扩大了吸氧面积。千百年来藏茶已经改变了藏族同胞的生活,藏茶浸入了藏族同胞的魂灵深处。在西藏无论是僧侣或俗家,无论是贵族或平民都把藏茶当作生活和精神的食粮。在藏区广为流传的“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等谚语,就是对藏茶在藏区备受推崇和依赖,“旦夕不可暂缺”的真实写照。

最早的发现藏茶是无意的、感性和自发的,在这一过程中,藏茶通过了高原民众一种反复循环的生活实践和身心体验,以其健康的物性价值和文化力量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赖。藏茶的神奇征服了这片神奇的土地和神奇的民族,在藏族同胞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无意发现的效应促使藏族同胞将此转化成有意的选择,演化成了千年不变的笃定和坚持。随着藏族同胞的这一发现和选择,蜀茶中创造了一个黑茶”的前辈,多了一个造福藏汉两地的“藏茶”产业。

藏区发现了汉茶,而汉区则生产着“藏茶”,这是一份天然互补的物缘,也是一种相吸的磁性物力,而这种相互吸引、相互作用的力量和循环促使了更多的人对藏茶的再一次发现。所不同的是,第一次发现藏茶来自藏区,人们发现的是藏茶的物性价值,而第二次发现藏茶则来自汉区,人们发现的是藏茶的非物性价值,这是由一种对藏茶的需求所衍生出来的具有文化、经济和社会功能的附加值。就是这一次发现,使藏茶的位置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藏茶的身份被加入了更多非茶性的成分。藏茶,成为了历朝历代的统治集团所倚重的财经茶、政治茶、军事茶。

在经济上,藏区的民生对藏茶的大量需求促进了藏汉之间在畜牧经济和农业经济上的交换、互补,从而催生出一个独特的经济形态。从唐、宋时期开始,在一些藏汉接合边界地带雅州(今四川雅安市,后延伸到打箭炉,今康定县)出现了藏汉民间的集市贸易,进行钱货交易或者物物交换,这种集市形式叫“边境互市”、“合市”、“和市”等等。在集市中,藏民用马匹、牛羊以及珍贵药材、皮制品、香料、珠宝等换回藏茶、布匹、盐巴等生活必需品。其中,汉区对马的需求和藏区对茶的需求构成集市最大的交易板块。最早时候,一些内地商人基本是用铜钱购买马匹,然后转卖给军队,而从宋代起,宋朝与边邻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时有发生摩擦和战事,朝廷惧怕卖马所收入的铜钱被用于铸造兵器,于是就明确规定了集市贸易必须以茶换马,不能使用货币。于是茶叶无形中就成了能够代替铜钱的硬通货,一时间茶叶的身价陡增、珍贵异常,许多追逐茶叶利润的商家纷纷入川,收购茶叶,结果带动了蜀中茶业的发展。朝廷茶税收入占极大份额。在川西一带,十户农家,就有七八户种茶贩茶,茶叶经济基本上替代了农业经济,成为地方经济的主流,也成为了茶马互市的主角。唐代陈椽在《茶叶通志》记载道:“产茶遍及各州郡,雅州最为著名,产量大,质量优,行销塞外藏、彝地区”。可以看出,以藏茶主体的川茶在当时所占的分量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据有关资料记载,宋代时四川生产用以交换马匹的茶叶,每年高达3千万斤,占了当时全国5千万斤茶叶年产量的一半以上。

在政治上,藏茶既是藏区民众“旦夕不可暂缺”的生命之茶,又是汉区统治者时刻未曾放松的制边之茶。“蜀茶总入诸番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因为汉区缺马、藏区缺茶,汉人尚文、藏人尚武,一种以茶制边的策略终于把茶马互市从民间的自发性交换贸易转化为民办官督或者官办民从等形式,出现了官商介入、朝廷干预的策略和政策法令。在宋代,北有军力强大的契丹和女真,西有日渐崛起的党项,朝廷连年用兵,战马匮乏,国库空虚,内外交困,积贫积弱。在这种情形下,宋朝皇帝和官员们把解决财政危机的目光投向了四川与吐蕃及党项之间的茶马交易上。于是有了王韶以茶主导的《平戎策》,有了李杞入川办茶场,官家垄断茶叶产销,茶马司富甲天下等史话。毫无疑问,在当时以藏茶为主体的川茶成了宋朝廷主要的财政经费来源,茶叶的督办事务被提到朝廷政治、地方政务的高度。凡是茶马司的事务,地方官员必须协助,而财大气粗的茶马司官员,在朝廷眼里,简直就是经济能臣。可以说,自从宋代以后,藏茶的非物性价值和作用被泛化成一个带政治色彩的利器,赋予了一种超然茶性的政治使命。翻开历史,无论是宋代的茶马司或明代的提举司,无论是明代的“茶引”或者清代的“引岸”,汉区的封建统治集团一直利用藏区民众对藏茶的需求,以经济的手段谋求政治目的,推行着一种集权和制衡的民族边疆策略,但从客观上藏茶维系了藏汉团结的纽带。

第二次的发现藏茶也是无意的,但无意的发现很快被转化成有意的控制和扭曲,这时候的藏茶已经失去了把握自我的纯物性力量,被动成为了物性与人性、物力与权力之间相互转换、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的道具。这是藏茶的无奈屈服,也是藏茶的转型升华,正是因这种不经意的人为强加的力量使藏茶闪烁出了与众不同的人文光彩,那些勇往直前的背茶人,那条绵延千年的茶马古道,众多的世袭传承的茶号锅庄,还有无数发生在藏茶身上的掌故,如茶农王小波起义,朱元璋无奈斩驸马,赵尔丰办藏茶公司对抗印茶等,这些灿然动人、振聋发聩的茶史佳话,无疑是藏茶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生命基因、精神气质和文化力量,正因为如此,藏茶成为了汉藏文明的复合载体,世界文明的奇观。

假如借用一下拟人的说法来表述,第一次发现藏茶成就的是藏茶的生命方向,而第二次发现藏茶则锁定了藏茶的运程格局,这是否就是藏茶生命历程的全部呢?显然不是,历史和社会发展对藏茶的寄望 似乎还有更多。

2000年,从明代的“义兴”茶号一路走来的雅安茶厂为传统产业、古老藏茶注入新的发展动力。检测分析发现,藏茶内含50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有机化合物、700多种香气化合物,难得的是,藏茶中膳食纤维含量达到35%以上,对人体有益的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35种以上,每100ml浸出物钾离子含量高达5000PPM,无论是试验或实践都证明一个事实,藏茶是发酵茶类中工艺较为复杂,生物链的异构、降解、聚合、偶联程度较佳的茶类品种,其茶多糖、纤维素、茶色素、微量元素等都明显高于其它茶类。藏茶中高含量的膳食纤维推动消化排泄,高含量的茶多糖有效降血脂、防止动脉硬化,而深度发酵所转化成的茶色素是降糖、降脂、降尿酸的锐利武器,还有美容养颜的胡萝卜素、改善睡眠的茶氨酸,补充动能的钾离子……。

毫无疑问,藏茶的发现有着特别的意义:第一次从科学的角度揭开了千百年来藏族同胞为什么能在高寒缺氧、强辐射、高油脂食物的环境下健康生活之谜;第一次把潜藏在藏茶绵延历史和厚重文化中一个贯彻始终的健康主题提炼出来;第一次让古老藏茶走出定向的产销模式,开始走向更广的大众消费群共享。中国藏茶品牌正步入与现代生活接轨的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

首先,正式定义藏茶。医学专家李朝贵主持编写的《藏茶》专著,对“藏茶”这个千百年来已经存在却被人们所忽略的俗成词汇和茶叶品类进行了正式定义,这定义主要包含两方面:广义的藏茶,是藏区民众历史上曾经饮用过的茶;而狭义的藏茶,则是藏区民众自吐蕃时代以来,传承至今一直饮用的,以雅安为制造中心的,原料中含有雅安本山茶(小叶种茶)的全发酵、全株砖茶。藏茶的基本制作工艺、包装形式、熬煮习惯,都基本保持了吐蕃时代以来的特征,存留着茶文化和藏文化和谐交融的基因,堪称藏汉历史和藏汉文化的活化石。

其次,重新塑造藏茶。作为一个文化品牌,一个健康产业,藏茶所面对的受众和区域不同以往,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更超乎寻常。雅安茶厂在成都茶与健康研究中心和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研究基础上确定了健康理念为诉求,以品牌文化为导向,赋予古老藏茶一种现代风范,为公众健康事业搭建体验平台。在产品链的传承与延展上,逐步形成了系列化、细分化和精品化的产品结构,生产出流通型、纪念型、旅游型、装饰型、礼品型、收藏型等多种层级概念、多种包装形象的藏茶。在产品的科技创新和深加工上,专门从事藏茶内含物的提取和深加工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推动着藏茶与人类健康相关的食品、医药、饮料、保鲜、调味品和洗化等产业的全方位对接,真正让藏茶承载起传递人文关怀、履行健康义务的使命。

此外,体系化传播藏茶。一是文化传播,借助信息工具和文化模式,如书刊、网络等,让中国藏茶文化可视、可听、可感;二是产品传播,主要是以全系列产品对接不同的区域市场和消费者;三是体验传播,让藏茶文化具有现场感,能够及时产生与人沟通互动的力量,如创建有标志性和首创意义的中国藏茶博物馆、中国藏茶文化廊。

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有千百万次的发现,可以有数不尽的被发现对象,但不是每一次的发现都具有价值和意义。如果每一次的发现没能和现实生活相适应,没能被广大的社会需求所接受,没能通过再塑造、再提升、再强化而把最本质、最深层、最有公众效应的优势发掘出来的话,发现也就等同于昙花一现,没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可言。

藏茶虽然是在不经意中被发现、被选择,但却被一种大的文化背景和社会需求所框范、所塑造,被不断进步的时代赋予新的形象气质、新的内涵和外延,从发现藏茶的物性价值到再次发现藏茶非物性价值,最后到以物性价值(健康)为主导,以非物性价值(文化)为手段,由此而催生出一个现代化、规模化的产业,由此延伸出一个区域化、国际化的市场。

发现是渐进的、螺旋上升的,是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如果没有藏区民众的长期实践,如果没有千里送茶人的无惧无悔,如果没有茶马古道的嘶鸣铃响,如果没有种种的非物质文明种子的植入,也就没有浩荡千年的藏茶文明。

“发现藏茶”,预示着有千年历史、百代产业的藏茶又将面临一次新的质变;“发现藏茶”,古老的藏茶、文化的藏茶、养生的藏茶即将迎来一个大众化、全球化的藏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