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春秋》是以“历史”的形式体现，《太史公书》也是通过‘历史”的形态体现，二者的道理是相似的。补充：需要说明的是，司马迁的时代，正好赶上汉朝从汉武帝初年开始罢黜百家（说的是卫绾在汉武帝第一年发的诏令），独尊儒术（说的是公孙弘发布命令，从博士子弟和儒学人士中选拔官员），一直到汉宣帝、汉元帝才基本完成的儒学复兴时代。

司马迁的思想偏向于儒家吗？

不是偏不偏向的问题，司马迁就是货真价实的儒家。不仅是儒家，而且是偏向今文经学、具有公羊学色彩的儒家。但是，这个问题确实非常复杂，因为司马迁生活在一个古代中国的精神世界、意识形态、天人关系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所以他的一些观点、一些行为、一些主张，又与后世所理解的儒，又有不同，呈现出一种复杂的面貌。但是，其主要还是儒家的。

看司马迁的思想主张，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就可以了。一个是看他的生平。众所周知，司马家族历代为史官，这个史官不纯粹是今天意义上的记录时事的人，所承担的责任也不纯粹是历史，而是与天文历法、古代档案、圣贤行迹、诸子百家等都有密切关系，也就是“掌天官，通六艺”。太史公这个职位，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意义上而非学术意义上的职位。

司马迁的父亲毕生最遗憾的事情，是没有参与皇帝封禅泰山这件事。为什么最遗憾？因为这是封禅啊，什么道家、法家，都不在乎这个的，只有儒家才会重视封禅。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志向，很多人都只看到了写作《太史公书》这件事情上。其实，司马迁继承父亲志向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表现，是制定《太初历》。司马迁在《史记·历书序》中写道："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太史公自序》里记载：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这些都是极为纯粹的儒家话语，而且受命改制一类，在当时主要由公羊学来阐发。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对此作了详细的叙述。汉以前有“六历”，即：黄帝、颛顼、夏、殷、周、鲁，都是四分历。《太初历》将一日分为八十一分，所以又称八十一分律历。

所以，实现对汉朝历法的根本变革，是司马迁身为儒家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比起太史公书，制定《太初历》可能对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影响了，但在当时，却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二是看《太史公书》为什么叫《太史公书》？因为，司马迁本来就不是在“著史”，他是在“述说”啊，他写的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历史书，而是一部承接《春秋》，按照儒家的观点进行褒贬的“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