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武夷山看“大红袍”，导游指着岩壁上的那一丛茶树告诉大家：“这茶一年只产八两”。是不是真的分毫不差就是八两，暂且存疑，但“大红袍”产量极少，则肯定无疑。论斤两，八两微不足道，然而千吨万吨别样的茶，恐怕也抵不上这八两。且别说单是“大红袍”的门票，不知已收了多少，倘若没有这八两，“千古山水茶”的武夷就要抹去一个“茶”字，其山水情韵、文化底蕴，又不知该减去多少。

　　据说曾经也有人提出扩产“大红袍”的设想，但最终没有付诸实施。幸哉幸哉，要是“大红袍”走下高高的悬崖，广植于路边、溪边、山坡、野地，它还能有原来的品位吗？要是“大红袍”由八两变成八吨甚至更多，在整个景区乃至整个福建到处叫卖，它还能有原来的价值吗？

　　不是所有的好东西都越多越好。一种名产，未必非得要占领全国多少份额。一家名厂，未必非得规模位居当地第几。同理，一所名牌高校，也未必非得校园的规模、学生的数量、教授的比例排上前头的座次，未必非得培养出来的博士生比某年翻了几倍，本科生比某年增长多少。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只有6500名学生，也不是一所综合性大学，然而这里却推出爱因斯坦与纳什，推出2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内比普林斯顿学科门类全、师生数量多的大学多得是，但不知哪家大学能真正与之比“大”。鲁迅先生1926年与陈源论战时只是一名讲师，然而人家此前的著述，恐怕如今没有几个教授、博导可以与之比肩。一所高校要是拥有当年鲁迅那种水平的讲师，充数的教授减去一打又有何妨。博士在我的原先的感觉里是多么稀有的人尖，然而这几年却不小心就碰上一堆，这里面当然有真货，但也有请人帮助考试、请人代替听课的“经理博士”，也有把“同仇敌忾”念成“同仇敌气”、把“真知灼见”念成“真知勺见”的“局长博士”。这样的“水货博士”甭说与胡适之当年的那种博士相比，就是那时的大学生乃至中学生，恐怕也有不少并不比他们差。

　　像“大红袍”这种得天独厚的国宝级名茶，要扩产谈何容易。即使它的种苗可以移植，那里的环境又岂能再造。硬要去扩产，结果只能是变味、走样、跌价。某地不是有一种名茶，被扩产到落入每斤毛茶收购价只有一两块钱的惨境，后来，烦心至极的茶农索性把茶叶焚烧了事。本来身价百倍的名茶，变成不值几文的垃圾。普林斯顿之所以能培育出那么多的拔尖人才，缘于这所大学高尚的人文精神与宽阔的包容胸怀，而这是脚踏实地日积月累的结果，绝非某种“神功”可以“速成”的。不从育人的精神实质着眼，仅靠扩展校园、扩建楼房、扩大招生数，有时不但“扩产”不出人才，反而可能“扩产”出误事的庸才、蒙人的歪才。“教授满街走，博士帽满天飞”，便是时人对许多大学所谓“快出人才”的调侃。与之相映成趣的，一个省级作家协会每年会发展出数十名会员，一个小小的科研单位会发展出占全体科研人员百分七八十的高工。如此这般“多出”、“快出”的人才，“含金量”岂能不大打折扣。

　　与其要八吨走了味的“大红袍”，不如要八两不变样的“大红袍”。真正的“大红袍”，八两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