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兴无，198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茶和酒在争吵时都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援引不同的文化传统来为自家张本。茶与酒的争吵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冲突。文化有冲突有斗争是好事，不参与文化竞争，一味地强调多元文化并存，并不现实，往往会陷入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

　　茶和酒是中国人生活中最普遍的两种传统饮料。很多传统的生活物品都被西方或现代的东西代替，可是，茶与酒在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地位并没有多少撼动，茶酒的贸易也是国民经济中的稳定项目，其原因之一在于它们是精神文化的载体。一种文化，往往分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次，物质易变，制度次之，精神难变。今天我们就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谈谈茶酒之道。

　　茶与酒的百年“争吵”

　 《易经·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然而“百姓日用而不知”。在中国人的饮食之道中，茶可以说是阴的，代表着安静、自我、沉思、智慧；酒可以说是阳的，代表着热烈、群体、抒情、超越。但由于我们和它们朝夕相处，习以为常，不知其所以然。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过一本《广笑府》的笑话集，当中有一个“茶酒争胜”的故事：茶对着酒自夸：“战退睡魔功不少，助成吟兴更堪夸。亡家败国皆因酒，待客如何只饮茶。”酒却反驳说：“瑶台紫府荐琼浆，息讼和亲意味长。祭祀筵宾先用我，何曾说着淡黄汤（茶水）？”

　　可别以为这故事是冯梦龙的原创，其原作其实是唐代俗赋《茶酒论》，唐人编的故事比冯梦龙编的复杂得多，在《茶酒论》中，茶与酒反复进行了五次辩难，仍争斗不下。

　　虽然《茶酒论》从五代之后就被历史的尘埃掩埋，直到19世纪才重见于敦煌石室，但茶酒争斗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着，不然，冯梦龙等何以知晓？可以说，从《茶酒论》到《广笑府》，茶与酒已经争吵了好几百年。

　　如果我们仔细“审理”一下他们的百年诉讼，就不难发现，茶与酒的争吵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冲突。

　　茶：从道家的仙药到佛慧的普及

　　中国人饮茶的历史比饮酒晚，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里还没有“茶”字。茶在最开始，是被人们当做药吃的。大约在汉代时，南方人开始饮茶。《神农本草》说茶“味苦，生川谷，治五脏邪气。”东汉名医华佗说：“苦茶久食益意思。”魏人张揖《广雅》说：“其饮，醒酒，令人不眠。”由于是药，中国的神仙道教便对茶发生了兴趣。因为道教要成仙飞升，身子太胖、太重就飞不起来，于是他们就提倡饮茶减肥，把茶当作仙药。《神异记》载湖北武陵有“丹丘山大茗，服之生羽翼。”东晋陶宏景说：“苦茶换骨轻身，丹黄石君服之仙去。”

　　一件东西被神秘化之后，就不容易普及。我们今天能喝上茶，其实还要感谢佛教。

　　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的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由于佛教过午不食，长时间坐禅吃不消，降魔师便让他们饮茶。此后北方寺院转相仿效，成为风气，王公朝士乃至边塞邻国从此开始喝茶。

　　目前出土的唐代茶具，往往以莲花为纹饰，这也是佛教审美的影响。《茶酒论》中，茶自夸道：“供养弥勒，奉献观音，千劫万劫，诸佛相钦。”茶俨然就以佛教的代表自居。

　　由于佛教在唐代的兴盛，佛教的人生智慧为百姓所接受，佛教徒的生活习惯渐渐流入民间，茶馆便与酒肆一样多了起来。从唐人诗文中可以看到，茶还是诗人与僧侣之间交往的媒介，佛教与中土的思想在这样的交往中必然有冲突，但也培养起了友谊。

　　酒：儒家道家的寄托

　　佛教是外来文化，其中的“五戒”之一便是禁酒。所以《茶酒论》中说：“酒能破家散宅，广作邪淫。”

　　一些诗人在给僧人写诗时也往往顺从佛教的立场，如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以诗》说：“咄此蓬瀛侣，无乃贵流霞。”从唐代起，文人对茶文化开始研究，《茶经》的作者陆羽在唐代被奉为茶神，他是一个由僧人养大的弃婴，寺院的饮茶生活深深地影响了他。至宋代蔡襄、米芾、苏轼等皆有专著或笔记涉茶论。

　　儒家与道教对酒都赋予了很多文化内涵。

　　在《茶酒论》中，酒自夸道：“君王饮之，叫呼万岁，群臣饮之，赐卿无畏。”“致酒谢坐，礼让周旋”；又说“有酒有令，仁义礼智。”

　　儒家倡导行酒尊礼,所谓“礼让乡闾”，指的是儒家利用饮酒来制作祭祀典礼以表彰孝道，制作“乡饮酒礼”用来表示尊老，“投壶礼”，用来和睦朋友、君臣等。唐太宗贞观六年就曾下诏，令州县官吏每年在地方举行“乡饮酒礼”。

　 “玉酒琼浆，仙人杯觞。”品酒养生，是道家的风范。道教经典《神异经》中说：“西北荒中有酒泉，饮此酒，人长生不死。”《十洲记》中说：“瀛洲有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饮数升辄醉，乃令人长生。”

　　唐人饮酒的酒具大多有道教的装饰，道教是一个注重养生与感官享受的宗教，茶和酒都被当作长生不死、达到自由的精神境地的重要工具。

　　水与帝王：政治礼仪中的“三教圆融”

　　在《茶酒论》中的茶和酒论争不休，各夸己能的时候，水出场了。 “茶不得水，作何相貌？酒不得水，作甚形容？”水不急不缓地说，“万物须水，五谷之宗。”“（犹）自不说能圣，两个何用争功？从今以后，切须和同。”

　　我们知道，中国汉赋中的对话方式往往是所谓的“抑客伸主”，但《茶酒论》却是第三者出来仲裁。这是从唐代“三教论衡”的仪式中脱衍而来的形式。从以上所说的茶酒争吵现象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儒、道、释，都赋予了茶和酒深厚的文化内涵。他们在争吵时都以不同的文化代表的身份出现，援引不同的文化价值来为自家张本。但最后还是由水出来调和。而水的理论其实很简单，一是没有我就没有你们；二是希望茶酒和同，和睦相处。

　　在中国历史上，儒、道、释有过不少争吵，佛教没有进入中国时，儒、道二家吵得厉害，佛教进来后，二者又反对佛教。这种理论斗争一直存在。正由于有这种理论上的斗争，才有魏晋玄学、才有中国的禅宗、才有吸收了道、释精华的宋明理学。这三者都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思想的巅峰，是中国文化的骄傲。

　　文化有冲突有斗争是好事，不参与文化竞争，一味地强调多元文化并存，往往会陷入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文化只有通过交流、竞争才能相互融合，共同为人类的文化供献普世价值，其自身才能发展进步。

　　只是交流的形式是受历史、时代的影响的，有时受到专制政策和文化偏见的影响，文化交流便会蒙受灾难，在中国历史上，有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北朝至唐代也有过政府组织的灭佛运动。但在中国古代也发展出过百家争鸣和三教论衡等比较文明的文化交流与对话方式，这种交流也可以通过政治手段来仲裁：这就是《茶酒论》中表现出的茶酒辩论方式以及水的调解方式。

　　到了唐代，帝王渐渐倾向于调和三教。采取的方式就是举行“三教论衡”的仪式。帝王承认三教对国计民生和道德教化皆有作用。这种辩论往往在皇帝的生日或重要的节日举行，三教名流辩论到最后，总是由皇帝出来进行评议、调和，对三教均予以肯定。《册府元龟·诞圣》记“三教论衡”说：“数十人迭升讲座论三教。初若矛戟森然相向，后类江河同归于海。” 到中晚唐时，“三教论衡”，同样流为形式甚至谐谑，因此，《茶酒论》中，具有儒佛道文化内涵的茶和酒，采取了这种戏剧化的争论方式。正是这种行礼如仪，不必较真的方式，才使得“三教论衡”成为“三教圆融”，争论是形式，圆融才是目标。 （根据徐兴无在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纪念讲座上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