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在建水，发现了云南这个词在明清两代儒学文化上的高度。建水保留着云南最为重要的两个儒学文化古典建筑。一个是文庙，有700年历史，占地面积114亩，是仅次于山东曲阜的全国第二大文庙。这等规模的文庙，即使在江南自古文盛之地也难觅第二座。一个是“云南提督建水学政考棚”，创建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至今保存完整，成为中国科考制度建筑上的重要缩影之一，为见证和研究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初级考试的重要实物遗存。

建水的学子们从文庙出发，进入学政考棚，开始他们的科考之旅。这个考棚集中临安、元江、开化（现在的文山地区）、普洱四府的学子为一片，考秀才并举行科举预备考试。滇南四府的学子汇集建水，在学政考棚逐鹿后，从这里走出云南边疆，跻身上层社会，实现了人生的飞跃变化，不少滇南学子成为地方名士，一代名臣，甚至名垂千古。《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明代云南共出文进士261人，其中临安府籍的就有56人，占全省文进士的五分之一；清代云南共出文进士692人，其中临安府籍的有158人，也占全省文进士的五分之一。正是因为临安和建水儒学的兴盛，过往的岁月里，这里相继出现了“兄弟进士”、“父子进士”、 “一门三进士”，“兄弟两翰林”等科考佳话，和江南的某些闻名小镇相比毫不逊色。特别是明清时期，全省开科取士的一榜中，临安生员在考中者占了一半，因此而有了“临半榜”的美称。正因如此，什么举人进士，在这里一点也不稀罕，富于幽默感的建水人甚至还用这样的语言调侃这些人：“进士满街走，举人多如狗。”

建水是明清时期云南儒学兴盛的一个缩影。可就在清朝，云南竟然出了这么一件荒唐事。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下令各省督府搜访当地文献进呈。当时的云南巡抚为江西南丰人李湖（字又川），遵令访求，使云南地方文献图书得到聚集。这些文献来到李大人面前之时，这家伙大吃一惊，和他料想中云南缺乏文献的状况不同，摆在他面前的图书不仅数量极大，而且制作极精。云南自十四世纪初叶采用雕板印书之后 ，滇中自行刻印的记载滇事之书及滇人著述之书与日俱增，而且经、史、子、集俱有。有的刻本，不仅行格疏朗，字体隽秀，而且纸本清雅，印制精良。在这些文献面前，嗜书如命的李大人爱不释手，竟然吃了豹子胆，欺君罔上，以“云南蛮荒边远，无文献可言”的折子上书乾隆 ，对所收之书不予进呈。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对于这样的谎言，乾隆竟然信以为真，允准了！公元1775年，李湖因别的事情罢官，卸任时竟把搜访所得云南文献全部带回江西，造成云南文献的一次重大流失。

这件事情令人吃惊，是因为他透露了一个秘密：即使在云南儒学兴盛的清代，从皇帝到朝官，中原和内地的文人心目中，云南都是一个“蛮荒边远，无文献可言”的文化落后之地。李湖的拙劣伎俩能够得逞，就是吃准了这种人们对云南文化水平的这种集体潜意识。于是，不难发现，真实的云南文化，和内地人眼中的云南文化，到底存在多大的落差！

遗憾的是，又有谁敢说，这样的落差今日已经抹平了呢？因为造成这种落差的深层原因，和实际的事实关系不大，而是某些人内心深处自以为是的某种高傲。而高傲，是一种心魔，从来都不容易驱除干净。

普洱茶是一剂驱除心魔的良药，从这个角度来说，今日普洱茶文化的兴起，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它不仅为云南茶、云南文化带来声誉，它还是一剂文化上的良药，能够帮助驱除某些人对云南文化的偏见，以及他们内心深处那个不易察觉的心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