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来茶当酒，茶酒论英雄

——唐宋的大别山茶（一）

   姚治中

春秋战国之前，一般人还不茶当作荼，茶字古代也就写做荼，荼，古时指苦菜，还有茅草和芦苇的花，白茫茫的一片随风而起，“如火如荼”形容气氛热烈，声势浩大。荼中的荼槚才是后世的茶。《汉书》说王褒在四川叫家仆为他贩卖茶叶到今甘肃地区去，这是记载茶叶买卖最早的文献，那时可能少数民族已开始饮茶。有文献记载东汉末华佗说长期饮用苦茶可以提高思考能力，三国时东吴已有人以茶代酒。西晋人写的《博物志》说饮茶可以让人清醒减缓睡意，西晋还出现了陶瓷的茶壶，壶嘴做成鸡头形，供有身份的人家使用。东晋江州刺史温桥曾向皇帝进贡茶叶一千斤，茗三百斤（东晋南朝，芽茶叫做茗）。这可能是关于大别山区产茶的最早记载。南朝宋孝武帝的两个儿子游八公山，寺内和尚以茶款待，两位王子惊叹这是“甘露”，那时饮茶还是稀罕事。

  隋统一后，饮茶迅速普及。唐代从长安到黄河中下游，沿途都有卖茶的茶摊小店，行路人随时可买来解渴，茶店里堆满了各种茶叶，大多产自江淮地区。一些佛寺的主持和尚在坐禅事不准僧徒吃饭、瞌睡，僧侣们只好饮茶提神，抑制食欲，招待施主也以饮茶为亲切诚挚，随佛教禅宗的传播，茶的饮用也得到普及。四周的少数民族也喜欢饮茶，有一年，朝廷使节在帐篷中煮茶招待吐蕃赞普（国王）。赞普说，我们这里也有。他拿出各种各样的茶，还介绍这是舒州茶，这是寿州茶。到了唐的后期，茶成了百姓的主要饮茶，与米、盐同样重要，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依靠它解渴去乏，一刻都离不开，尤其是烈日酷暑下耕作的农夫，特别喜爱饮茶。饮茶是唐时开始成为人们生活的习惯，逐渐形成一种礼貌风俗。一般士大夫和文人则以饮茶为聚友会文的雅事，茶登上了与酒分庭抗礼的地位，客来茶当酒也是常事。

  唐代将茶叶煮（烹）出汁后饮用，饮茶器具也有个发展演变过程。唐初有些地方还脱离不了传统，用酒具饮茶，中后期茶具逐渐成型，原本富豪以金银制作茶具，它的口味不行，于是陶瓷茶具开始一统天下。唐人饮茶用碗，茶碗比饭碗小。较浅、敞口，碗边斜直到碗底，“口唇不卷”，便于啜饮。唐代茶壶比西晋时小了，适于品茶，人们把茶壶叫做“注子”。那些富翁少爷文人雅士怕热茶烫手，在茶碗下加个“托子”，于是唐代出现了瓷烧的茶托（碟）。唐人喜爱越州（浙江）青瓷茶具，它能衬出茶叶的鲜绿。寿州窑产的黄瓷也是大众使用的茶具，遗址遍布今寿县以东的淮南市境，出土的有茶碗、注子等茶具，还有其他瓷器，寿州窑的工匠还发明了“匣缽”，保护瓷坯，防止火气冲击使它变型损坏。

  遍及社会各个层面、各个地区的消费，极大的推动了茶的种植、制作、运输和买卖，是唐代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唐人记述，江淮间从事茶叶生产的人占总人口的十之二、三。敦煌发现的唐人王敷所作《茶酒论》，以拟人化的手法描绘茶酒“争雄”。它写道：“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茶叶的主要产地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供应全国，在茶叶贸易中出现了富伤巨贾。江淮间最重要的产茶地在寿州（今天柱山以北地区），它靠近中原，又成为茶叶贸易最频繁地区，寿春及正阳成为大别山区茶叶外销的咽喉，由此北去，经东都洛阳、首都长安，与西北少数民族贸易，由此东去，经临淮，入运河，到扬州，可以远销日本和东南亚。每年春季，茶商成群结伴到寿州山里“作茶”，作，就是制造，这些茶贩在山里就地收购鲜叶，就地监督初加工。而后“人致一驮为货”，货，就是商品，用马或驴骡驮运到中原，再根据各地需要进行精加工。主要加工成砖茶，或圆饼状，中间有个孔，可以穿成一串。烹煮时，掰下一块投入煮茶的壶中。茶贩在途中常遇到打劫的，不过利润也很可观。茶叶贸易季节性强，大别山区出现一批季节性的小集镇，如大山深处的麻埠，淠河沿岸的马头、隐贤等，贯通卢江、舒城、霍山、英山的那条汉代衡山王国的古道以及当年秦始皇、汉武帝南下天柱山、寻阳的古道又热闹起来。9世纪前期，大诗人李绅当淮南节度使，他下令撤去寿州境内抓捕老虎的陷阱机关，据说老虎被感动了，有的渡江南去，有的可能大规模砍伐森林，开辟茶园，老虎的生存环境被压缩了，也变坏了，只好远徙。茶叶的生产和贸易，使大别山区的经济社会缓缓的产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