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饮茶高人辈出，有关茶的诗作俯拾皆是，但唐代诗人，同时也是茶道中人的皮日休认为，所有茶诗都不及卢仝的《七碗茶歌》。

　　卢仝的《七碗茶歌》为何能盖过其他茶诗？我们还得从唐代政治经济讲起。

　　史学家认为，唐代关于茶叶最有影响的有三件事，一是陆羽著《茶经》，二是卢仝作《七碗茶歌》，三是赵赞的“茶禁”（茶税）。

　　中唐之前，茶叶贸易是不需要缴税的，是当时的暴利行业之一。

　　白居易的名诗《琵琶行》中有：“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能把美貌的妻子扔在家里去贩茶，茶叶利润可见一斑。据唐人杨华《膳夫经手录》记载：“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

　　安史之乱后，为了扩大税收，政府开始把目光投向茶叶贸易。公元782年，户部侍郎赵赞建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这是我国第一次抽收茶税。一经开头，后面就再也刹不住了。到了公元793年，茶税成为定制，当年即增加了40万贯的财政收入。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成年间，朝廷收入矿冶税，每年不过七万余缗(每缗千文)，抵不上一县之茶税。”看到茶税能带来巨额收入，朝廷索性实行茶叶专卖制度，由国家垄断。

　　茶叶专卖，加上茶税不断上涨，茶税在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仅茶税一项，政府每年大约获利一百万贯，以至于“茶盐”并称为帝国的两大财政支柱。

　　除了茶税，唐代还开创了“贡茶制度”——官府征收各地名茶做贡品。

　　政府加税、征收贡茶，负担最终都要落到茶农身上。

　　茶叶不同于普通农作物，一些品质特异的茶叶不易采摘，而地方官员往往阿谀奉承，挖空心思弄来“山颠之茶”、“山涧之茶”等稀奇古怪的茶叶贡献给朝廷，大大加重了茶农的负担。

　　卢仝流传千古的《七碗茶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茶歌》为民鼓与呼

　　卢仝的一生，不过四十年，在后人看来，他的《七碗茶歌》虽短短二百余字，但足以和陆羽的《茶经》媲美。陆羽写下了天下第一部《茶经》而被誉为“茶圣”，卢仝则以为后人营造出了品茶的高雅意境，因而被称为“茶仙”。

　　如果说陆羽的《茶经》创立了中国茶道，那么卢仝的《七碗茶歌》则发展了中国茶道，为茶文化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七碗茶歌》把茶道的精髓用诗的语言阐述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从而开拓了品茶的意境，并且概括了茶人品茶时由物质享受到精神享受的升华过程。

　　卢仝之前，以茶作为吟咏对象已经成为文人墨客附庸风雅、表现个人情趣的一大嗜好，咏茶之作比比皆是，但大多注重的是泡茶和品茶的过程，卢仝的《饮茶歌》不仅以神逸的笔墨，描写了饮茶的好处，为世人称奇，后人更为看重的，是卢仝《七碗茶歌》中流露出的忧国忧民情怀。

　　唐时，由于文人墨客的大力参与和推崇，茶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解渴饮料了，而上升到了文化的程度。上至天子，下至普通百姓，无不以饮茶为雅事。但由于饮茶盛行，诞生了一年一度的贡茶制度，给老百姓带来了无尽的苦楚。《七碗茶歌》第三部分以唐诗的一贯借物抒怀风格，以一句“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把矛头直指天子，抨击了贡茶制度的弊端。

　　“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当天子杯中的氤氲之气成为茶农的血汗和叹息时，卢仝质问那些统治者怎么能体会到天下百姓生活的艰辛？

　　最后两句“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是对孟谏议的诘问：孟兄啊孟兄！你身为谏议大夫，天下百姓的这等苦难何时才到尽头？

　　卢仝在《七碗茶歌》中，把茶饮的境界放眼到天下苍生的艰辛，把茶饮的审美升华到精神领域。一首《七碗茶歌》，道出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情怀，这也是《七碗茶歌》另一艺术魅力之所在，难怪人们常常将这首《茶歌》与陆羽的《茶经》相提并论。

　　后人对《茶歌》的共鸣

　　“茶圣”陆羽的《茶经》洋洋洒洒，对茶的起源、性状、名称、功效、采摘、种植以及煮茶、饮茶、茶具都做了精彩描述，可谓茶文化“写实派”的经典之作。而“茶仙”卢仝的《七碗茶歌》，开拓了品茶的意境，使品茶成为士大夫文人修身的一种方式；同时，它激起了诗人墨客的幽思与豪情，率先在品茗中表现了中国古代儒士茶人的忧患意识。

　　卢仝对七碗茶的咏叹，在后世茶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文人骚客在笔下频频向这位“茶仙”致敬。

　　当年魏文帝曹丕曾做诗：“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体生羽翼。”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却做诗言道：“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游诸佛寺，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魏文帝的仙药算什么？卢仝的七碗茶境界才更让人爽。

　　范仲淹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将卢仝和陆羽相提并论：“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陆游在《老学庵北窗杂书》中，也说：“小龙团与长鹰爪，桑苎玉川俱未知(桑苎，是陆羽的别号)。”而宋代诗人梅尧臣更是认为， “诗仙”李白的《玉泉仙人掌茶诗》比卢仝的《七碗茶歌》稍逊一筹：“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笔章。亦欲清风生两腋，从教吹去月轮旁。”

　　卢仝的《七碗茶歌》如崔灏的《黄鹤楼》一样，成为唐宋之后诗人论茶绕不开的典故。

　　宋代大文豪苏轼写饮茶之后的心情：“清风生两腋，去欲凌鸿鹄。”南宋诗人杨万里云：“不待清风生两腋，清风先向舌端生。”明代胡文焕诗云：“我今安知非卢仝，只恐卢仝未相及。”清代汪巢林诗云：“一瓯瑟瑟散轻蕊，品题谁比玉川子。”

　　在卢仝曾隐居的王屋山九里沟山道上，有一通后人刻的石碑。据济源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副会长李立政先生讲，清乾隆皇帝曾到王屋山游玩，想起这里曾是一代“茶仙”居住之所，挥笔写下 “品茗延寿”四个字，当地官员就把这四个字刻成石碑，立于山间。

　　如今，当年的清代石碑已经不知所终，现代人重新刻立石碑，表达对卢仝的怀念。

　　卢仝的《七碗茶歌》为后世文人品茶平添了许多深意和情趣，也为画家和艺术家的传世之作提供了经典素材。

　　宋末画家钱选对卢仝崇拜有加，他根据自己的想象，以《七碗茶歌》的意境创作了《卢仝烹茶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中人物器具与烹茶神态栩栩如生。明代画家丁云鹏更是以卢仝为题材创作了传世名作《玉川烹茶图》，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画面上花园的一角，两棵高大芭蕉下的假山前坐着手持羽扇的卢仝，一个老仆人提壶取水而来，另一老仆人双手端来捧盒，卢仝身边石桌上放着待用的茶具，他左手持羽扇，轻扇风炉，双目凝视熊熊炉火上的茶壶和眼前袅袅升起的茶烟，静静地聆听着壶中欲沸未沸的清泉之水，壶中松风之声隐约可闻。那种悠闲自得的情趣，跃然画面。

　　有清一代，钱塘壶艺大师陈曼生对卢仝极其尊崇，据史料记载，这位壶艺大师随身携带自镌的一枚小印章，上面“纱帽笼头自煎吃小印”一行字就取自《七碗茶歌》。

　　民国初年，北京中山公园的著名茶楼来今雨轩有一楹联：“三篇陆羽经，七度卢仝碗。”如同很多酒肆把“太白遗风”的招牌挂在门口一样，很多老茶店和老茶馆的招牌上也有四个大字：“陆卢遗风”，将“茶圣”陆羽和“茶仙”卢仝尊为行业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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