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输往西方的商品，最早的大宗贸易品是以丝绸为主，遂有中西“丝绸之路”的美名。其后，7世纪前半期的唐王朝，中国向西方贩易的商品，增添了次于丝绸的两大新品种——瓷器与茶叶，从而兴起了中西“瓷器之路”或中西“茶叶之路”。

中国茶叶是从14世纪至17世纪，由陆路经中亚、印度北部传到阿拉伯半岛，再传到欧洲。欧洲人先以水煎制茶叶成热茶饮服，用来“祛身热”“解腰痛”或“解关节痛”。其后，欧洲开始盛行饮茶。欧洲茶商便购置中国茶叶，从海上航运到欧洲大陆销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虽然贩运到欧洲的茶叶以海运为主，但俄罗斯人初始饮用的茶叶，却是从中国经陆路直接运抵俄国的。

1675年，俄国使臣尼果赖来北京觐见康熙皇帝，康熙帝赐给尼果赖4匣茶叶，并请俄使代为转赠沙皇8匣茶叶，品尝饮用，这可能是俄罗斯上层人士最早饮用中国茶叶的记载。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则是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兴盛的，将中国茶叶贩运到俄国的绝大多数是山西富商，俗称为晋商。

晋商自南北朝时便开始兴起，唐宋时期发展壮大，明清时期成为中国最为著名的商帮之一。晋商主要从事的贸易是皮货生意，即从西域各游牧狩猎民族中，收购山羊皮、绵羊皮及各类兽皮，运往中原区售卖。除皮货贸易之外，晋商还经营茶叶贸易，将南方的茶叶向北方边疆贩运。甚至在福建武夷山区购地种植茶树，进而运销至山西、蒙古等地乃至中俄边境中国一方的尼布楚。

1689年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后，俄国与清王朝外交关系大为缓和，中俄边关贸易渐趋活跃。晋商则乘时组建茶叶商队，将福建武夷山茶叶运到武昌过长江，经洛阳、泽州（晋城）、忻州而至张家口，转往库伦（乌兰巴托）进入俄境内，转卖给俄商，销售给俄罗斯人饮用，这即是晋商早期开启的中俄“茶叶之路”。尼布楚则是中国茶叶初始运抵俄国的集散地以及销往俄国各地的重要地点之一。

晋商同俄国商人进行茶叶交易时，有利条件是没有语言障碍。因为边境上的中国人与俄罗斯人，历经几个世纪的皮货商业交易，使用两国各自语言讨价还价争论时，形成几种腔调的“协合语”，即形成了行之可共通的特类语言：俄国腔的汉语；中文腔的俄语；蒙古腔的俄语或汉语。

晋商历经中俄陆路运抵俄国的中国茶叶，尤能够完整保留中国茶叶原汁美味，有别于从中国广州出口到欧洲，历经海上航运而潮湿变味的茶叶，因而备受俄罗斯上层人士的欢迎，出重金购来饮用。

1728年，清朝雍正皇帝同俄国签订《恰克图条约》，约定中俄以恰克图为界。恰克图原本是中俄边境上的一个商埠小镇。签订《恰克图条约》之后，恰克图的旧市街归属俄国，清王朝则在紧靠恰克图中国境内的一侧，另建一座恰克图新街，俗称买卖城。此后，买卖城成为中国向俄国大量出口茶叶的集散地，恰克图旧市街则是中俄两国茶叶贸易的新枢纽。专业贩运茶叶的大晋商，争先恐后地涌入买卖城，开展中俄茶叶贸易，茶叶市场极为繁荣，清乾隆时期达到最高峰。据俄罗斯学者统计，1755—1762年，中国向俄国恰克图输入茶叶年平均量为11000—13000普特（1普特为16.38公斤），至1768—1785年间，年平均输入量上升至29000普特，俄罗斯人几乎全民性饮用中国茶，成平日生活中离不开的习惯。

中国晋商也不再专以经营武夷山茶叶为主，将产自湖南安化、临汀以及湖北崇阳、蒲圻等地茶叶，一并大批量运抵武昌，再经洛阳、忻州、张家口、归化、乌兰巴托，最终集结于买卖城新街，与恰克图俄国茶商进行贸易，这即是《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从武昌至恰克图极为兴旺的中俄“茶叶之路”。

买卖城茶叶贸易特别繁盛，晋商与恰克图俄国茶商皆从贩卖中国茶叶的贸易中赚取了丰厚利润，买卖城与中俄边境云集了诸如曹姓、常姓、乔姓、牛姓等晋商大家族，开创了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锦泰亨、锦泉涌等著名茶业大商号。

俄国为改变大量购买中国茶叶而导致的出超，进而向中国大量出口毛皮，如成衣、生革、工具货物，乃至俄国牛，用以减少卢布支出。俄商又同时向欧洲各国转卖中国茶业，赚钱抵补出超。俄商将从恰克图购得的大宗中国茶叶，经俄国境内的罗斯托夫城，运抵莫斯科后再外销欧洲各地，乃至英国，由此俄罗斯人再将中俄茶叶之路延伸向欧洲各国。

中国茶叶从陆上输入俄国，归功于晋商的开启。晋商开启的中俄“茶叶之路”，起源于中俄之间古已有之的贸易路径，兴旺于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之后，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是中俄交流史上重要一页。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姓名：刘肃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