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及其文化的传播远及海外，丝绸之路初开时，已成风气。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唐代《敦煌卷子》中，有一篇《茶酒论》，以拟人口气描述了一场茶与酒的论争。茶以下面的词句，老实不客气地进行了自我表扬：“百草之首，万木之花，贵之取蕊，重之摘芽，呼之茗草，号之作茶。贡五候宅，奉帝王家，时新献入，一世荣华，自然尊贵，何用论夸”。酒自然也有一番说词，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孰优孰劣？只有老天知道。眼明的人一望而知，这篇辩文里所说的茶是一般标准的新茶，绝不是普洱茶。既然拟人，理当有名有姓，那酒姓什名谁？清人顾仲的《养小录》中给出了答案：“酒之一物，有名有姓，姓陈、名久。”酒姓陈，那么并非《茶酒论》中“时新献入”，与常茶迥然有异的普洱茶又姓什么呢？我们先不忙下结论。

　　 西方最早的普洱茶发现者　　

　　 普洱茶天赋异秉，独具天然的民族性与巨大的世界影响，所有其它中国茶，无一能与之比肩而立。普洱一茶，西南边陲云南出产，西方列国对该省茶种的认知，最早者当属天主教耶稣会派传教士兼植物学家，波兰人卜弥格。其人在顺治入关的次年1645年入华，在云、桂、海南等地多年，曾入南明小朝廷效力，成功延揽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榔、皇后、以及阉人首领庞元寿等领洗，加入罗马天主教，并致书教皇，希翼借西洋人之手，力挽残明颓势。卜弥格携带永历帝后信件回到罗马，天主教教廷喜出望外，视为亚洲传教史中无上伟业，教皇本人有书信回应，此为中西交通史上的大事。卜弥格将教皇复信带回时，已不能再进入改朝换代的中国疆土，卜弥格悲愤无加，不肯回乡，只能在境外的安南、缅甸等地漂泊流浪，最后终老该地。卜弥格传教、科学两业兼修，传教之余，不忘科学本业，他的彩版《中国植物志》1656年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出版，此书实为世界科学史中的扛鼎之作。西洋有中国《植物志》类书籍，此书为开篇之册。书中主要录刻了中国南方特别是云南的多种珍罕动、植物，一书之出，洛阳纸贵，西方对中国之了解，本书有重大作用。当时，云南省之名号与广州、京城并驾齐驱，为欧人最熟知之中国疆域城邦。云南茶树与茶花开始为域外人士所知。因卜弥格曾在滇缅交界处的腾冲等地居留多年，对此处物产之知甚详，所制图录写真传神，颇不走样。

　　 有史以来第一张“云南茶树”图　　

　　 但真正让云南茶树为世界各国诸色人等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却是一位跨越宗教与科学两界的奇才，梵蒂冈博物馆的创建人及第一任馆长、罗马天主教廷的首席博物学家，德国籍传教士阿塔纳斯·基歇尔。鉴于当时欧洲的文化完全掌握在教会手中，他本人等同整个欧洲的首席博物学专家，其著作有不可置疑的崇高地位。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并参照卜弥格等曾亲身来华的传教士们的著作，他于1667年在意大利罗马，出版了有关中国的巨著《图说中国》，以图说的形式将中国全面介绍给世界。书中附有大量细致精准的铜版画，并对一事一物都有详尽说明。其中一幅专门介绍了云南南部有硕大茶花的茶树，图中的茶树不高，有大大的茶花，不远处半张竹席上堆放青叶，疑似正在晾晒。文中使用了茶的中文译音“cha”,而不是英文的tea.。本书出版的时间，差不多早于现在世界通行的“林耐动植物名命制”一个世纪之久，因基歇尔本人从未踏足中国，又局限于当时西洋人对茶与茶花的了解尚浅，所制版画能否完全准确，不得而知，念其宣扬有功，自也不必苛责。

　　 1660年前后的“云南茶树”铜版画，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况且罕有存世，多数中国人从未有缘目睹，我们的普洱学家们大概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本洋洋大观的巨著里，只选了这一幅云南“茶树图”，作者无心，读者有意，无形之中给读者两个下意识的认知，或者是中国只有云南才有茶，或者是盛产茶叶的中国，只有云南茶最好。要不然，为什么《图说中国》中偏偏只选了云南茶树。

　　 云南茶为何风靡欧洲

　　 为什么阿塔纳斯·基歇尔要出版《图说中国》一书，又专门提到了云南的茶与茶花？可能我们不得不追溯到一个特别的名字：“东印度公司”，中国与西方数百年的贸易史，都离不开这个名字。

　　 其实，欧洲许多国家都有这一名号，专门从事东方贸易的公司，最有名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1560年）和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年）。这两家公司的商船，穿梭往返欧亚之间，除南洋诸列岛的香料外，最大宗的商品都来自中国，也顺道带去了中国诸般货物。一时间“中国风”倾倒欧洲，中国丝绸、瓷器、漆器、茶叶风靡各国王室巨族，贵胄富人莫不视中国产物为珍，莫不以模仿中国风俗为荣。当时，中英之间的大宗贸易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与茶，为了引导与鼓励民众接受茶—这一新奇的饮料，英国王室率先垂范，带头品饮，这一习俗存续至今，形成王室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下午茶。

　　 “茶花女”之称源于云南茶？

　　 当然不仅英国如此，法国、德国等王室情景亦然，例如法国路易十五国王的情人蓬巴杜夫人，也是一天咖啡，一天茶地换着喝，连使用的烟具也是地道的中国货。她的这幅肖像画的作者，法国画家法朗索瓦·布歇一口气画了四张中国题材的油画：《中国皇帝上朝》、《中国捕鱼风光》、《中国花园》、《中国集市》，世称《中国组画》。法国人对云南的茶花更是爱不释手，贵妇们为此如醉如痴，那时欧洲各国的风尚

　　 如此，中国人又有谁不知道小仲马的《茶花女》呢？法国自古无茶，更无茶花，来源只有一个：中国。而中国茶花以云南出产为上。这些理由应能够解释为什么《图说中国》一书能在欧洲大行其道。

　　 普洱茶催生了美利坚？

　　 英国人好喝茶，喝好茶，喝新茶，将剩下的陈茶、碎茶卖给其它国家和自己最大的殖民地：英属北美殖民地。英国人的种种恶行不仅招致普通消费者的一片骂声，还催生了一个新兴国家—美国的诞生。直接的起因就是因为：茶，特别是陈茶。绝对不是新茶，要是新茶反倒没事了。

　　 公元18世纪，五湖四海的水面都是英国海军的天下，仗着当时无与伦比的海上力量，英国东印度公司基本上控制了亚洲、非洲、欧洲与美洲各大陆间的茶叶生意。1773年，英国政府为帮助东印度公司，倾销积压存储多年的陈年旧茶，通过《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

　　 该公司据此取得北美殖民地独家销售茶叶的专利权。同年11月，来自英国的船只装载342箱陈茶开进波士顿港。原本就对《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义愤填膺的市民更加怒不可遏。12月16日八千余民众集会抗议，驱赶英船出港，并将全部茶叶抛入海中。消息传回英国的时候已是1774年初，英王政府以三项举措回应：封港、取消自治、增派驻军。此为载入世界大事志的“波士顿茶党事件”，也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直接导火索。两年后的7月4日，美国正式宣布立国。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些陈茶倒底是何茶种？这又是一个难题，似乎无人知晓。耙梳整理当时的有关文献，只找到其中寥寥几个字的说明：“有些粗茶已经发霉、发酵、颜色陈旧，多为深褐，叶片粗大，板结成块儿，看起来相当粗糙，散发出烟草、皮革、橡木、牲口汗液和许多种无法形容，混和在一起的怪味，完全不能饮用。”深通此道的普洱收藏家们，看到这里，能有什么答案？唯一的答案是美国人彻底不懂“发酵发霉陈茶”的妙处，将上好的精品，作为最大的惩罚，一股脑的灌进了浑身粘满鸡毛的英国税务官的嘴里。英国人更无知，拼命挣扎，喝进去的少，吐出来的多。香港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最大的转口站，香港的居民们，却比美国人和英国人都高明。知道存储年头多的陈茶是好东西，也许这正是香港人偏好普洱茶的先声。

　　 英法探险家们眼中的云南　　

　　 英国人丢掉了美国，却将注意力转向南部亚洲，占据印度全境后，更向北、向东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野心天下第一。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探险队、考查队、旅行团纷纷从印度、缅甸、泰国、老挝、安南进入中国的西藏、云南。十九世纪初从安南进入云南的一位英国探险家曾写到：“这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之角，将来必定属于我们”，这恐怕是当时西方列强入华图谋最真实的写照。外国探险队通常都配备专业的人种学家、动植物学家、地质学家等，对所经所见的人文风貌，山形水势，事无巨细，一概详录，并就地绘出草图，回国后据此制成铜版。

　　 “普洱味”的产生

　　 中国人自己用以输运茶叶等货品的南、北各路“茶马通道”，曾引起过外国人特殊的兴趣，南路的景洪线与北路的阿敦子通道，都曾被西洋人循路再访，左图为法国某探险队所制的铜版画，时间是十九世纪中叶。题名：“云南的商队”。图中描绘“劳力们”背负沉重的“砖茶垛”穿过遮天蔽日的亚热带原始森林，深一脚浅一脚，在密不透风的小道上蹒跚前行。根据货物数量的多少，有时也会有数量不等的马匹同行。完全由马队组成的驮队也有，但多数用于大宗货物的运送，选择的路线以“官道”为主。官府定制的茶品，在途中还有专门的押运护军。所经过的哨卡有些是征税的“税卡”，税额在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当地的茶叶集散中心“普洱”，集中在这里加工，再由此运出的成品茶叶，不管什么种类、无论什么等级，好像有一个统一的名字：“普洱”。这种做法在植物分类学上并不科学，但以地名命名当地的物产，全世界都有差不多的习惯，中国人的做法也并不奇怪。

　　 以上一段对波士顿陈茶的古怪气味的来源，提供了两条重要的线索，马匹和“苦力们”身上的气味。仅就茶类的养护而言，任何一种茶都极易受到外界气味的“传染”，传统使用竹蘖包装的“普洱茶”恐怕更易“感受风寒”，而且马帮也不会次次都运送茶砖。云南出产丰饶，又有极多品类的香料，香茅草、迷迭香满山满谷，更曾有大批的麝香出口外洋。为香料遮风挡雨、必不可少的羊毛毡子、麻布口袋，同样会紧紧包裹砖茶，最后置放在远洋大船货舱中的茶类，当然包括“普洱”，必然与各色香料、药材、食物、烟、酒混装。故此，普洱茶味道批批不同，颜色间错，气息莫明。集年累月，五味杂陈，本也是寻常之事。早年间，内陆大镇通衢的茶商惯常以天然水果气香熏茶，一间库房先储水果，以十年为限，待房内四壁果香浸透，方才蓄茶，茶入其房，无花自香。当时欧亚两洲间海道不畅，水复山重，航程漫漫，一个往返非一年两载不行。其它品种茶类，不仅花容失色，且品质枯槁，稍加触动，立化齑粉。试问除普洱之外，尚有其它？无人能断言普洱与美利坚立国有直接、确然的联系。胡适之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论，至今仍屡试不爽，笔者在此只是妄加揣测，答案必出自专家之口。

　　 “国家重宝”与普洱学派

　　 年前美国发现当年“茶党”抛入海中的一只茶箱，号为“国家重宝”，有无与伦比之价值。反观国内，茶汤之浓淡，口感之异同、年代之短长却成了讲求之重点，缠斗之核心。普洱茶之世界性影响或漫无所知，或无暇顾及。这种情况不大正常，且不能持久，历史之实物、文化之载体沦为一寻常商品，倘无一根本之改变，前景未必光明。它山之石，端可借鉴。瑞士以钟表立国，印度以咖喱纵横，泰国以兰花享名，区区一物，扬威天下。云南普洱，博大精深，文化内涵深湛无垠，历史渊源伏于万里之外，但国内尚未有一专门学派之建立，观者无言以对，着实憾事。

　　 在“伊洛瓦底江的中段”

　　 说到普洱茶与茶花，不能不简单说说外国人对其原产地：云南省的印象。对中土人士而言，一隅边陲，远悬化外，仅此而已。但高度密集的民族多样性，差别极大的不同部落，人类进化不同时期奇迹般的共存，百公里之内的文明程度从现代、封建、宗族、原始、铁器直至石器时代，数百种不同方言，日常生活中依然使用的象形文字，极度丰富的动物种群，无数不为人知的植物门类，人类学、社会学、动植物学、宗教史、民族学各领域中不胜枚举的谜团，都引起了西洋人的极大兴趣。

　　 云南被西方人称作“伊洛瓦底江的中段”，地处南亚、东南亚与青藏高原的中枢。历史上也多次建立过非汉族的王国。某些少数民族的势力强大到可以左右当地的政局，穆罕默德的后裔们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中的一员就是明代多次周游半个世界的郑和。远在一千年前，有高度文明的白族曾统治这个省的大部分区域达数百年之久，而在北部山区归顺天主教的藏民人数几乎赶上喇嘛教的信徒数量。中国大陆架与西藏高原的分水岭以“伊洛瓦底江”为界，以天主教为先导的西方文明的前线，在怒江的东岸与西岸藏族的喇嘛们对峙。西方的文明到此，只能止步不前。

　　 从雍正皇帝下令设立的阿墩子镇左转，就是藏区最东端的江孜，向北则是青海的地界了，向东一点则是四川。阿墩子是个有五百人的大镇子，其中的三百人是来自遥远北方的山西商人。“北路茶马通道”的控制权在他们手中，这些精明的商人们，将来自南部普洱地区的砖茶贩运到拉萨、青海、蒙古甚至更远的地方。蒙、藏、青海游牧部族真正畏惧的是两样物品的短缺：盐和砖茶。改变一个民族的秉性难，改变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尤难。普洱茶曾作为贡品，远奉京城，而那时住在紫禁城里的皇上们，也不是汉族。少数民族生产的茶叶，贡献给少数民族的皇上，这只是普洱茶民族性的一个例子。

　　 法国亲王两度入云南

　　 所以英国人只是对云南情有独钟的众多国家中的一个，与他们联手焚毁了圆明园的法国人也来了。不来则已，一来就是大人物。一位法国皇室的“血亲亲王”率队进入云南，行程直贯南北茶马古道，由思茅入中国，一路北向，最终至阿墩子，后转赴西藏。亲王地位尊崇，与清季的皇兄皇弟相当，法国皇帝有个三长两短，那他就是皇上了。大人物果然不同凡响，一部游记写的直截了当，语句坦诚、目标明确：“法国势力长期在此地占有优势，但我还是要强调，不要忘记龟兔赛跑的寓言。未来不可预测，但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将被瓜分，先下手为强。而且对在中国建立交通工程，有出色规划的国家将最终获得胜利。”这一观点代表了法国政府的官方立场。很短的时间之后，著名的滇越铁路开工兴建。

　　 路易·德拉波特组画曾风行欧洲

　　 亲王已经是第二次到访云南，在他之前已有多支法国探险队进入该省。

　　 其中最著名的是卡尼尔（另一翻译为安邺——编者）科学考查队。该队1870年前后（1866年——1868年历时两年多——编者）进入云南，曾（溯湄公河——澜沧江而上）巡游了大半个云南省。后因人员变动，决定出大关，经四川，顺长江东下，转道越南返欧。回国后，有多种著作行世，多幅反映云南风情的石印彩版画就是该队留下的作品（该画作原为铜版画，画家为路易·德拉波特——编者）。思茅的大牌坊、普洱古城、昆明全景、大理洱海……诸多胜景，历历在目，让人触景生情。

　　 这一系列组画得到西方读者的广泛赞誉，记录这次旅行的游记也获得了诸多欧洲有分量的奖项。试举如左：法国地理学会金奖、比利时皇家地理学会金奖、比利时皇家科学与贸易委员会大奖、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奖、法国皇帝拿破伦三世特别奖、法国海军与殖民部金奖。这些褒奖使该书（该书名为《加内报告》，由探险队法国外交部代表加内回国后写成——编者）成为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专家学者人手一册，各国殖民部、海军部、陆军部、国家图书馆的订单，让印刷厂机停人不停。各大学直接列为教科书目，巴黎各个著名的学术沙龙热议云南，上流社会人士以不知此书为耻。这探险队的两位队长，一个死在云南境内（此人为探险队长拉格利，1867年病逝于云南会泽——编者），后运返越南的河内安葬，另一位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卡尼科，被刘永福的“黑旗军”在中越边境附近击毙。话又说回来，我们的收藏家、投资家和普洱专家们（安邺为探险队副队长，1873年12月在越南纸桥之战中被黑旗军打死——编者），大多只有现在才能看见一个半世纪的故乡原貌。观感呢？多少有些恍如隔世，又有些恍然大悟，像普洱茶一样“五味杂陈”，回味悠长。

　　 上世纪三十年代，云南更是热闹非凡，英国人、澳大利亚人、法国人，还有美国的飞虎队，“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来了，一个走了。滇缅公路成了大后方最重要的通道。谁能说当时的云南不国际化？云南又什么时候不国际化了？这个省与三个国家接壤。

　　 民族特征、世界性、历史价值为普洱茶三特性

　　 本文草草列举了有关普洱茶、云南茶花和云南的一些外文史料，并附图说明。时间仓促，挂一漏万。本文只愿世人对云南“另眼相看”。云南的社会背景大致如此，普洱茶并非与生俱来，既有民族特征与世界性，而是它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方水土，这一群人民，赋予了自己的出产这些独家特点。综上所述，普洱茶与它者不同之处有三，民族特征、世界性和历史价值，这里指的是实物历史价值，而非文献历史价值。三者相加，才能完整构成普洱茶的总体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是可以“量化”的，是可以转换的，这就是马尔萨斯在其《价值论》里讲到的“交换价值”，通俗的讲，就是可以用于交换其它物品的“商业价值”。古人讲“抛砖引玉”，本文只能勉强算作一块“破烂老砖”，唯望普洱界专家学者赐教斧正。　　

　　 对于题目提出的问题，结尾之时，笔者还是没有答案，普洱之姓何如？莫非也是一个“陈”字？因为唯有这一字，普洱茶方有超出侪辈的非凡价值，唯有这一字，普洱茶才有收藏的可能，唯有这一字，普洱茶才能“妙趣横生”。给出答案，绝非笔者之责，这当属学问家之责、研究家之责、普洱学家之责，普洱茶界之责。笔者一人，无所作为。如果普洱茶界能团结起来，大家万众一心，人人上阵，一起参与“正本清源”的研究，其善甚大，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