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1 4年1 1月1 6日～1 8日，．第八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在武夷山隆重举行。延续着历届茶博会的传统，本届茶博会依然突出海峡特色，和往年相比，“万里茶路”复兴的概念重提成为各方关注焦点。茶博会期间先后举办第三届“万里茶路’’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万里茶路’’与城市发展高峰论坛等多场活动。在经历了辉煌与沉寂之后，“万里茶路’’以复兴的姿态，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缘起下梅

300年前，武夷山下梅村的民居沿水而建，路旁商号林立。从这个小村庄输出的源源不断的茶叶，滋养了半壁的欧亚大陆。百年前的茶庄，今天依然有迹可循。邹氏家祠里，大茶商邹茂章的后人依然经营着祖传的“景隆号”大红袍0 201 4年1 1月，沉寂了许久的下梅村，借着武夷山茶博会的时机迎来了“万里茶路’’中蒙俄联盟城市的远方客人。

“万里茶路”，起于武夷山下梅，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向北延伸，穿越蒙古戈壁草原，抵达俄罗斯边境口岸恰克图，总长约5000公里。此后继续由东向西延伸，横跨西伯利亚，通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及欧洲各国，全程1.3万公里。

在下梅，一个村庄的兴盛史，便是～条茶道的开拓史。在武夷山众多的产茶村庄里，下梅村的兴起，更多的是幸运。

“在当时，比起附近的星村和赤石，下梅的茶产量并不高，交通运输条件也不是最佳。他们会在这里落脚，可能是被这里的环境所吸引，也有可能是老夭爷眷顾下梅这个小村子。”武夷山市文体新局的文物保护专家赵建平这样讲。

据《崇安县志》载： “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筏三百艘，转运不绝。”崇安县志里客观地记录着当年下梅村茶叶贸易的活跃。清朝，一群商业嗅觉敏锐的晋商南下武夷，寻求贩茶的商机0 1r也1门在下梅停留，设立票号，并和当地富商邹氏合作经营。由此，影响欧亚大陆近两个世纪的“万里茶路”正式开启。

开辟于1 7世纪的“万里茶路”，因其巨大的经济意义及商品负载量，被喻为联通中俄两国商贸友谊的“世纪动脉”，并被俄国人称为“伟大的中俄茶叶之路”。

“万里茶路’’再发现

“万里茶路”，这条贯穿中蒙俄三国、繁荣了两个世纪的著名国际商道，成为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世纪动脉”。从福建乃至中国传出的茶文化，影响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

在第三届“万里茶路”中蒙俄国际联盟城市市长圆桌会议上，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公使陶米恒说： “万里茶路是密切联系俄罗斯、蒙古和中国三个国家的通道。在这条路线上，三个国家虽然文化差别很大，但都足因为茶联系到了一起。在贸易和交流过程中，俄罗斯也形成了自己的茶文化。”

“中国的茶影响了东欧人的饮食文化，渐渐影响到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湖南大学的陈翠副教授刚刚完成关于中国茶与茶文化在东欧国家的传播及其影响力的研究，他说：“东欧人嗜酒，饮食口味重，以肉食为主。而茶文化在东欧的传播，带给了他们清醒的聚会时间，丰富了他们的社交和娱乐生活，更深远地促成了男女平等和民主思想的发展。而且东方茶文化中的意境与西方的科学精神融合，又产生了新的反应。”

在当今，复兴这条跨越世纪的“万里茶路”，有着非同一般的现实意义。 201 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时，把“万里茶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将其与新世纪的中俄油气管道并称为“世纪动脉”。 “习近平主席去年3月访俄演讲时的高度评价和出访中亚时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及今年8月在蒙古乌兰巴托举办的‘万里茶路’中国茶文化艺术展等，重新激活了中蒙俄‘世纪动脉’，重新唤起了中蒙俄的茶道记忆。联通中蒙俄三国、 ‘一带一路’重要组成部分的‘万里茶路’有望得‘道’复生、得‘道’复兴， ‘万里茶路’步人了新的历史阶段。”武夷山市市长徐春晖说。

旅游新契机

“茶文化是非常特殊的，需要比较舒适、温馨的环境。所以既然是来参加与茶有关的活动，我期待的就不是多么沉重的话题，而是好的天气，好的气氛，来这里的人能够感到舒服、开心。”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公使陶米恒坦言，武夷山满足了他关于茶的所有期待。

“这一两年来，来下梅村找寻“万里茶路”记忆的人数骤然增多，其中不乏外籍人士。”在下梅的自家老宅院里，邹氏嫡系第二十八代传人、武夷山邹氏宗亲会会长邹远波说。与之呼应的则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茶商家族格里布申家族后裔、格里布申家族基金会主席本杰明-杜邦来，他表示，除了武夷山的风光， “万里茶路”起点下梅村的历史也是吸引自己的地方。

在第三届“万里茶路”中蒙俄国际联盟城市市长圆桌会议上，沿线城市共同发出了《传承万里茶路文化打造国际旅游品牌》合作倡议。根据该倡议，中蒙俄国际联盟城市市长一致间意把旅游资源优势、地缘毗邻优势转化为旅游合作优势，联合开辟精品线路，畅通绿色通道，搭建协作平台，加快建设“万里茶路”国际旅游黄金带。

武夷山作为“万里茶路”起点城市，作为全国四个双遗产地之一，将凸显“万里茶路”的助推力，迎来国际旅游发展的新机遇。

从有关部门获悉，持续受到广泛关注的“1元门票游武夷”活动，继201 4年9月结束后，将于1 1月2 1日再度开启，并将持续5个月。福建省旅游局局长朱华表示，“一元票”积极实践从门票经济向旅游综合经济的转变，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对于未来景区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将于201 5年正式开通的途经武夷山的合（肥）福（州）高速铁路，无疑将进一步拉近武夷山与北京、上海、福州、厦门、台北等中心城市的距离。迈向国际性旅游城市的福建武夷山，也逐渐以更开放、自信的心态开展多种有效尝试。

万里茶路的起点——武夷山下梅村

下梅村位于武夷山市区东部，梅溪的下游，并得名于此。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及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景观之一，这里仍保留着70余幢明清建筑风格的民居、庙宇、宗祠、古街。中央的人工运河当溪，如今看来水面宽不过8米，清澈见底可捉溪鱼——据村民说是最近十多年水量减少水面才急剧降低的。当溪穿过下梅村，汇流入村外的梅溪，形成丁字形的水网。武夷岩茶贸易鼎盛时，四方商贾就通过这条水运通道在下梅进行商贸活动。据衷干《茶市杂咏》记载：

清初贸易在梅溪，贩得毛茶价颇低，

竹筏连云三百辆，一篙归去日沉西。

林馥泉在诗后批注道，“清初茶市在下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叶，均集中于此。竹筏三百辆，转运不绝……清初茶业均为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交点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

乾隆年间，下梅形成祟安县最大的茶市。满载茶叶的船只从这里出发，一路北上，由水路进鄱阳湖至湖口，再溯长江西至汉口，在汉口经鉴定分装，溯汉水至襄樊，再溯唐河至河南的赊店。到了这里，茶商们改为陆路北上至祈县。在祈县，茶叶按商号分配，其中花茶大部分在华北销售。而那些砖茶和红茶改运到张家口，在这里改为驼队运输，经过1100余公里的漫漫行程至库仑(今乌兰巴托)，然后再行400余公里到达中俄边界的恰克图。恰克图是著名的买卖城，晋商把茶叶卖给俄罗斯的大茶商，然后再由这些茶商把中国的茶叶转运到欧洲各国。

据晋中榆次《榆次车辋常氏家族》记载，在武夷山做岩茶贸易的晋商较多，但最早来到武夷山贩茶的，是山西省榆次市车辋镇村的常氏。常氏武夷山贩茶的第一站是下梅村。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限制俄商赴京贸易，中俄贸易统归恰克图一处，一时恰克图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陆上码头”。车辋常氏审时度势，为保证茶叶质量，一反过去由货主送货上门的做法，携带雄厚资金，在武夷山购买茶叶，组织茶叶生产，同时在崇安县的下梅村设茶庄，精选收购当地茶叶，在下梅村的芦下巷、罗厝坊都设茶焙坊、茶库，雇请当地茶工帮做，还将散茶精制加工成红茶、乌龙茶、砖茶等。每年茶期，在下梅收购、精制后的茶叶通过梅溪水路汇运至崇安县城，押验之后，雇用当地工匠千余人，用车马运至江西河口，达襄樊，转唐河，北上至河南社旗镇，而后用马帮托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经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于鲁村换蓄力大车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归化，再换骆驼至库伦、恰克图。

扩展阅读——以武夷山为起点的几条万里茶路

说起武夷茶路，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晋商开辟的万里茶路，这与前些年电视剧《乔家大院》热播有很大关系。然而世事沧桑，以武夷山为起点的万里茶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变化，茶路的变迁与当时的国家政策、交通、贸易，以及武夷茶生产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在唐宋时期，武夷茶路就已形成。当时，人们将茶叶从武夷山运到浦城，再由浦城转运浙江，经江山、衢州、钱塘等地，然后往北通过大运河运往河南开封，这条就是武夷茶作为皇家贡茶的茶路。茶马之路

明代茶叶的经济价值极高，体现在茶马互市上尤为明显。当时，15公斤茶叶通过互市可换马一匹，30公斤茶叶甚至可易汗血宝马。为禁止茶叶走私，明朝先后发布了十五道诏书，朱元璋甚至将涉嫌走私茶叶的驸马处死，以儆效尤。那时候民间贩茶必须有官凭，实际贩售数量要与官凭一致，否则就要受罚，走私数额超过25公斤杖责10下，超过一担杖责30下，若超两担，则不但要杖责还要被流放。明朝前半段，茶禁近乎苛刻。这一政策的实施，一方面为朝廷集聚起巨额军饷，另一方面也沉重打击了茶农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严格的海禁，这期间基本没有茶叶销往海外的记载，茶叶作为战略物资在朝廷及各级地方管制之下，统一由政府营销，茶叶一律北山易马。明洪武24年（1396年），朱元璋下令罢造饼茶改做散茶，由于武夷岩茶散茶的制作成本过高，茶叶生产与市场缺乏有效对接，再加上沉重的苛捐杂税，以及地痞无赖的敲诈勒索，到了明朝中期，武夷山已很少有人种植茶叶了。

后来，武夷山的一个县令招黄山僧引进松萝制法，制作炒青绿茶。炒青绿茶制作工艺推广后，武夷山茶叶生产有了很大提高，从事茶叶种植的人数也逐渐增加。徐渤在《茶考》中写到：“环九曲之内，从业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弼连绵不绝。”此时，茶禁废驰，民间贸易旺盛，茶路北上南下皆有，南下部分甚至到东南亚一带。晋商茶路

1663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派遣自己的王子领着一支商队来到北京交流贸易，康熙皇帝赏赐给他们13普特茶叶（一普特相当于16.38公斤）。这些茶叶被商队带回俄国后，立即受到了贵族的青睐，在俄国上层社会流行起来。彼得一世还将部分茶叶转赠给英国女王，使得茶叶在英国也逐渐风靡起来。当时，荷兰、西班牙、英国等相继进入大航海时代，西欧各国对茶叶的需求与日俱增，促使了武夷茶叶贸易逐渐兴盛，受此影响，新的茶路逐渐形成。

那么，这时的武夷茶路是怎么走的呢？其实，仍以北上中原为主，不过线路却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所谓的万里茶路。这条茶路以武夷山为起点，途经江西铅山，沿着信江，穿越上饶抵达鄱阳湖，再由鄱阳湖转出长江口，上溯汉口、襄樊，跨越河南进

入山西。山西是这条茶路的中转站，其中以大同、平遥、榆次最为重要。榆次的茶主要供应西北方向，这条茶路以榆次为中转站，沿着古代丝绸之路，穿越河西走廊、天山南北，抵达中亚各国。清雍正元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满俄边疆趋于稳定。在此有利条件下，以平遥为中转站的茶路兴起了。武夷岩茶从平遥运到大同，再途经张家口、库伦等地，最终进入恰克图市场。

粤商茶路

为满足西方各国到中国经商需要，清朝设立广州十三行。广州十三行并不是十三个洋行，而是一批洋行的总称，只因最初有十三个商行参与，故此得名。广州十三行是官商一体的贸易机构，商行要参与贸易，必须购买官凭（类似营业执照），开始一本官凭价值二三百两白银。当时从事十三行贸易的主要是福建人，所以武夷岩茶大规模销往广东很是自然的。广州十三行设立后，广州帮开始经营武夷岩茶贸易，逐渐形成了一条南下广州的茶路。这条茶路以武夷山为起点，沿着信江抵达鄱阳湖，但未出长江口，而是转向赣江方向，到赣州，跨越梅岭，抵达广州河源县，沿北江南下进入广州市场。

当时在十三行内还有潮汕帮、厦门帮在经营武夷岩茶，他们运输茶叶所走的路线现在已经不清楚了，不过按估计还是以陆路为主，应该是从武夷山崇阳溪南下，途经建阳、建瓯、南平等地，然后沿着沙溪转运到永安，再从闽中分为两路，东进厦门，西入潮汕。

五口通商茶路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此后北上茶路由于陆路太长，运输成本过高，晋商逐渐退而求其次，不再以茶叶经营为主，而是转做票号去了。

福建地不见大，物不见博，人不见多，为什么开放了两个通商口岸呢？有人说，厦门的开放是为了出口铁观音，其实不然，开放厦门仍是为满足武夷岩茶的出口。福州马尾口岸开辟则纯粹为了武夷山及闽北茶叶，武夷岩茶开始沿着闽江运输，闽江两岸也开始大面积种植岩茶，这条茶路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主要是顺江而下，到口岸后，再南下马六甲，向西途经印度洋，从红海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再到达大西洋，从而进入欧美市场。

五口通商后，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岩茶的身影。由于海外华人多是福建人，福建人旅居菲律宾、越南、老挝等地时，就在那些地方建立经营武夷岩茶的分号。可以这么说，五口通商是天时，武夷山地处三省交界为地利，儒释道的人文积淀为人和。在天时地利人和的背景下，武夷岩茶贸易在清末民初盛极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