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茶道”路线图

武夷茶是最早出口到西方的茶，在欧洲曾被称为中国茶。17-19世纪，以武夷茶为代表的中国茶被西方的东印度公司源源不断地贩运到世界各地，成为当时中国对世界影响最大的物产，也由此开辟了从武夷山通往世界的多条茶叶之路。

线路1 闭关锁国催生陆上“万里茶道”

武夷山→江西铅山→信江→鄱阳湖→九江→长江→湖北武汉→汉江→襄阳→河南唐河→社旗→洛阳→山西晋城→长治→祁县→忻州→河北张家口→内蒙古呼和浩特→蒙古乌兰巴托→俄罗斯恰克图→莫斯科→圣彼得堡→欧洲

清初，出于“防汉制夷”的政治考量，同时为了打击反清复明势力，清政府施行了空前的闭关锁国政策，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顺治十八年（1661），又实行“沿海迁界”政策，强行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之乱”平定和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告平，清廷方开海禁，于1685-1687年间先后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分别管理对外贸易事务。但是，仅仅过了三十多年，全面开海的政策就开始收缩，面对日益严重的“海寇”活动和西方势力在东亚海域的潜在威胁，康熙五十五年（1717）再次实行禁海，史称“南洋禁海令”。

南洋禁海虽然并非全面禁海，但对于正在不断发展的中国民间对外贸易力量无疑是严重的打击。到雍正五年（1727），在大臣的反复奏请讨论下，朝廷担心闽粤地区因洋禁而引发海患，才同意废除“南洋禁海令”，随即开放了粤、闽、江、浙四口通商。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朝廷又下令关闭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指定外国商船只能在粤海关——广州一地通商，并对丝绸、茶叶等传统商品的出口量严加限制，对中国商船的出洋贸易，也规定了许多禁令。

海禁加速了陆上贸易的发展，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签定《尼布楚条约》，中国茶叶开始源源不断进入沙俄；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定《恰克图界约》，确定恰克图为中、俄互市地点。晋商率先嗅到了商机，不远万里到武夷山，贩运武夷茶，从武夷山出发，途经江西、湖北、河南、山西、河北、蒙古，以挑夫、舟船、马帮、驼队相继接力，水浮陆转，运到恰克图交易；再由俄罗斯商人运往莫斯科、圣彼得堡，进入欧州。从起点武夷山到欧州，绵延上万公里，这条茶叶贸易之路被称为“万里茶道”。

根据《武夷图序》记载，这条茶路从河南社旗到张家口还有一条路径：“河南赊镇（今河南社旗县城）→北舞渡（今河南省舞阳县北）→朱仙镇（今属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道口（今属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下辖镇）→河北郑家口（今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下辖镇）→定州（今河北定州市）→上口（今河北张家口）”，其中赊镇→北舞渡为陆路；北舞渡→朱仙镇为水路；朱仙镇→道口为陆路；道口→郑家口→定州为水路；定州→上口为陆路。

清乾隆、嘉庆、道光年间，中俄茶叶贸易繁盛，这条茶路上的驼铃数里可闻。这条继丝绸之路之后兴起的另一条联通世界的商路，大大促进了武夷茶的发展，提高了武夷茶的知名度。

线路2京杭大运河 另辟蹊径

武夷山→江西铅山→玉山→浙江常山→兰溪→杭州→京杭大运河（苏州、扬州、淮安、宿迁、临清、天津、通州）→北京→河北张家口→内蒙古呼和浩特→蒙古乌兰巴托→俄罗斯恰克图→莫斯科→圣彼得堡→欧洲

与“万里茶路”相对平行的还有一条水路——京杭大运河。武夷茶运到铅山后，从河口镇逆信江上行，向东运至玉山，雇挑夫运到浙江的常山，在常山装船，沿衢江、兰江、桐江、富春江，水运至杭州，再从杭州转入京杭大运河，经江苏苏州、扬州、宿迁、山东临清、天津、北京通州、河北张家口，到达呼和浩特，并入“万里茶道”。

线路3 广州口岸开放 新兴“茶叶之路”

武夷山→江西铅山→弋阳→贵溪→南昌→丰城→樟树→新余→峡江→吉水→吉安→太和→万安→赣州→南康→广东南雄→曲江→清溪→英德→清远→佛山→广州

1757年后，广州一度成为华茶出口的唯一口岸。朝廷确定广州十三家洋行署理对外贸易事务，即“广州十三行”。十三行老板大都是福建、潮州人，茶叶一度成为他们最大宗的买卖，多个洋行都深入武夷山茶区收购茶叶，有的还在武夷山置办茶山，他们开辟了从武夷山到广州的“茶叶之路”。茶叶采集收购后，首先汇集在崇安县城南约五十里的星村；然后由星村运至江西省铅山县河口镇；从河口改为水运，经信江，进入鄱阳湖；经鄱阳湖到江西省会南昌；由南昌溯赣江而上，途经丰城、樟树、新余、峡江、吉安等地，运到赣州府；再从赣州沿小河运至大庾；在大庾上岸，挑运至广东省南雄州的始兴县；在始兴县再装船运到韶州府曲江县；从曲江沿北江顺流南下运至广州。

罗伯特·福琼在《两访中国茶乡》记载：“如果计划运到广州市场，他们就顺流（信江）西下鄱阳湖，经过南昌府和赣州府，穿越大梅岭，到达广州。从武夷山运输到广州大约需要6周或2个月。”这条漫长的水陆运程，大约3020华里，即约930英里，“茶叶价格因而大增，有人估计最粗的茶叶的运费，达总成本的三分之一。”

线路4“太平天国”爆发 “万里茶道”中断，另谋出路

武夷山→江西铅山→玉山→浙江常山→兰溪→杭州→上海

1851年太平天国爆发后，长江中下游地区、鄱阳湖一带成为主战场，1853年太平军占领了长江水道，南北纵贯的“万里茶道”被迫中断，茶商们被迫改变运输线路。武夷茶运到铅山后，从河口镇逆信江上行，向东运至玉山，雇挑夫运到浙江的常山，在常山装船，沿衡江、兰江、桐江、富春江，水运至杭州，再由杭州转运到上海，从上海直接出口，或海运到天津，再从天津途经北京，运到张家口，并入“万里茶道”。

关于这条线路，罗伯特·福琼在《两访中国茶乡》一书中有详细记载，并详细列表说明，罗列了各个站点之间的路程和时间：从崇安县到河口280里，历时6天；从河口到玉山180里，历时4天；从玉山到常山100里，历时3天；从常山到杭州800里，历时6天；杭州到上海500里，历时5天；全程1860里，历时24天。

线路5 福州口岸被迫开放加速武夷茶贩运

武夷山→建溪→南平→闽江→福州

为了攫取高额利润，东印度公司处心积虑谋求开辟一条从武夷山经由福州出口的新茶路，以便“能够直接获得武夷茶，而免去陆路运费以及在原价以外所附加的内地通过税”。早在英国政府给第一次派往中国的使臣的指令中，就提出要中国“划给英国一个地方”为通商口岸，这个口岸必须“靠近上等华茶的出产地”。西方人对中国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使得许多茶商获利，虽然规定广州一口通商，但是仍有不少地方走私出口。嘉庆十八年（1813），东印度公司试图开辟福州至广州的茶叶海运路线，从福州用海船运茶叶万磅至广州，全程不过13天，但立刻被清政府所禁止。嘉庆二十二年(1817)，清廷谕令皖、浙、闽三省巡抚：“严饬所属，广为出示晓谕，所有贩茶赴粤之商人，俱仍照旧例，令由内河过岭行走，永禁出洋贩运，偿有违禁私出海口者，一经掣获，将该商人治罪，并将茶叶入官。若不实力禁止，仍私运出洋，别经发觉，查明系由何处海口偷漏，除将守口员弁严参外，并将该巡抚惩处不贷。”武夷茶被指定“由内河过岭行走，永禁出洋贩运”，所以不能直接使用更廉价的水路运输。

但是西方东印度公司仍不死心，多次派人驾船潜入闽江，拟追溯到武夷山打探茶情，被及时发现后“开炮击回”。1834年11月，英国鸦片商人戈登(G．J．Gordon)与传教士郭士立前往福建，乘小船沿闽江而上，顺利进入了武夷茶区，向当地茶农详细了解茶树的种植、茶叶加工、茶叶病虫害、茶叶销售等情况。他们经过多番调查，得出一组可观的数据：武夷山到福州只有150英里，而且顺流而下只需4天，在福州可以用低于广州20%至25%的价格买到武夷茶。福州在武夷茶对外运输的地位可见一斑。

清政府在坚守福州不开放的态度也毫不含糊，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西方文化与中国（1793-2000）》等书记载，在1842年《南京条约》的谈判中，英方坚持认为福州开放问题涉及中英间的“武夷红茶贸易”，坚决不放手，并声称“贩卖茶叶，以福州为便，务求准予通商”。道光皇帝对福州的战略价值极为重视，绝不开放。他于8月17日谕称：“闽省既有厦门通市，自不得复求福州”，22日重申“福州地方万不可予”，如万不得已“另以他处相易之”。最后英方以开放天津为威胁，“不如所请，即行开仗”，道光皇帝不得不妥协。此后，正如《武夷山志》所述：英人“福州既得，茶禁大开，将来入武夷山中，不啻探囊拾芥”。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福州虽然列入通商口岸，但仍然遭到当地官府和民间的抵制，直至1853年才真正开放。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在日记中写道：“1853年，由于美国旗昌洋行的努力开创，福州一举成为重要的红茶市场。而在此之前，没有一箱茶叶经此港运往国外。这年春天，上述这家公司特派其在上海的中国代理商来到位于福州西边和西北边的茶区，大量收购茶叶，而后用小船沿闽江而下，运到福州港。此时福州港已作好了外轮运输的准备，把收购的茶叶运往国外。”

武夷山→福州茶路的开通，西方人找到了武夷茶最近的出海口，由于运输成本非常低廉，给西方人带来极大的利润，从此加速了武夷茶的贩运，极大地促进了武夷山及其周边地区茶产业的发展，福州也由此成为茶叶大港，持续了半个世纪的辉煌。

武夷茶从福州出海后，又分叉出南北两个方向的线路，北线的路径为：福州→天津→通州→张家口→乌兰巴托→恰克图→莫斯科→圣彼得堡→欧洲；福州往北的海上茶路在天津登陆，在张家口并入了“万里茶道”。

南线的路径为：福州→广州→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马六甲海峡→欧洲；南线茶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基本重叠。

这五条茶路在不同时期把武夷茶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和人文进程，并间接引发或见证了鸦片战争、美国独立战争等一系列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

（摘自《岩韵——武夷岩茶人文地理》，作者邵长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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