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17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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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9日，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周国富，在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第三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指出：“希望大家做一个学风端正的带头人和示范者。学术研究的灵魂是实事求是。搞政治不实事求是会误入歧途，搞经济不实事求是会劳民伤财，搞学术不实事求是会失德失信；实事求是不容易，实事求是要靠人格、智慧和艰辛；实事求是万岁！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后人称颂。茶有品，人有格，学有风，道有律，希望茶文化专家、学者，都能够认真践行当代茶文化核心理念，追求真理，敬畏规律，立德立行，建工立业，展现茶德茶格之美。”
周国富会长的真知灼见给笔者以极大的鼓舞，特以时间为序，将四种存在不同程度的茶史与学术错误的“宣言”、“共识”梳理如下：
一、四川雅安《世界茶文化蒙顶山宣言》：虚构人物吴理真被尊为西汉茶祖，“世界茶文化发源地”、“世界茶文化圣山”言过其实
2004年4月20日，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暨首届蒙顶山国际茶文化旅游节的诸多茶文化、茶科技权威部门，在四川雅安发表《世界茶文化蒙顶山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该《宣言》依据某茶学副教授缺乏基本文史与学术常识的所谓“考证”，在毫无文献出处的前提下，将南宋以后出现的无籍贯、家世、生死不明的虚构僧人吴理真，臆断为公元前53年“首开世界人工种茶之先河”的茶农而得到认可。
凡是能读懂古文的读者，就能看出这一无名氏游戏笔墨符合诸多虚构特征：一是《行状》无撰文、书法、篆刻作者名号，无立碑单位，无名氏碑是好事者虚构伪作的重要特征；二是《行状》主人无籍贯、无祖辈名号、无家世，生死均为神话，不具备《行状》文体的基本要素，属游戏笔墨，类似神话；三是如果是古今帝皇、领袖敕赐、表彰的人事，当时当地方志没有不记载的，是僧人即为高僧，佛教典籍不可能不记载，但目前发现《行状》是孤证，此前没有发现有关吴理真的任何记载；四是吴理真僧人画很不严肃，甚至有些邪气，有违常规。
《行状》中有多处佛门用语，吴理真也是明确的僧人，因功利需要，符合 “西汉茶祖”的炒,虚构的僧人还被当地指鹿为马成茶农，雕刻成巨大塑像立于吴理真广场。
关于虚假吴理真，著名茶文化专家朱自振、丁以寿曾经著文提及，笔者已在《中国茶叶》、《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及相关网站先后发表《子虚乌有吴理真——关于“吴理真虚构说”的四点特征和相关考述》，诸多专家认同笔者的考证。
退一步说，即使吴理真不是虚构人物，仅凭南宋时代这么一个文理不通的孤证，也是不能作为学术依据的。
虽然蒙顶山不失为名山，蒙顶茶唐代已经著名，但是，《宣言》称之为“世界茶文化发源地”、“世界茶文化圣山”又何从谈起？如果去了虚假吴理真，除了白居易“茶中故旧是蒙山”的名句，蒙顶茶又有多少宋代之前的文献记载呢？如果蒙顶山称为“世界茶文化发源地”、“世界茶文化圣山”；那么，茶圣陆羽著经处、无数唐代官吏、诗人吟咏的浙江湖州顾渚山，史载留有东汉高道葛玄茶圃、唐代即茶传日本、朝鲜半岛的浙江台州天台山，又该如何称呼呢？
2014年12月，一位资深茶学家告诉我，2004年《宣言》发表之前，当地一位主管领导曾向他征求关于“西汉茶祖”、“世界茶文化发源地”、“世界茶文化圣山”的意见，这位专家明确告诉他不要搞这些虚假炒作，蒙山茶品质优异，古今著名，实事求是宣传更好。这位主管领导说他们搞旅游需要说故事，当代中国茶文化复兴以来的最大“忽悠”、茶界“周老虎”就是这么通过说故事出笼的，可惜参加当时研讨会、在《宣言》签字的专家都蒙在鼓里。
二、浙江《余姚共识》：将樟科植物称为“原始茶”不符合客观事实，汉丹丘子、刘纲、樊云翘饮茶升仙未见出处
2008年11月27日通过的《余姚共识》，称余姚是中国“原始茶“的源头，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樟科植物为最早的的“原始茶”。
据当时参与考古的专家介绍，河姆渡植物遗存留有大量樟科及其它植物遗存，其中樟科植物已知的有细叶香桂、山鸡椒、钓樟，还有一些未知的。这些樟科植物叶片有的装在瓶罐中，有的散堆于地面上，目前这些叶片已经没有保留，只留下照片资料。下图即为当时留下的具有代表性的未知樟科植物叶片残片照片，尚未确定是什么属、什么种。
樟科属双子叶植物纲、木兰亚纲。该科约45属，2000—2500种，分布于热带、亚热带或温带，中国约有20属420余种。大多为乔木或灌木，有含油或粘液的细胞，最常见的有樟科樟属的香樟树。如上述三种樟科植物，共同特点与香樟树一样，叶片或树皮带有香气，干燥后容易燃烧，均可药用，但古今未见饮用记载。
笔者以为将上述已知和未知樟科植物叶片称为“原始茶”， 既不科学，也不符合客观事实，理由有三：
一是尚未确定是什么属、什么种，根本无法断它是否可以饮用，有毒或无毒；二是“茶”与茉莉花、菊花、玫瑰花、桑叶、枸杞、人参等代用茶或叫“非茶之茶”是两种概念，不能混淆，何况文献未见樟科植物可以饮用的记载，当代食物比古代宽泛，亦未见或少见饮用樟科植物，当地及浙东地区尚未发现。连代用茶都不是，岂能称为“原始茶”？
三是笔者以为古人可能以下用途，1、作为原始中草药；2以其天然香气调节室内空气；3、用于驱杀害虫；4、用于引火；5、用于祭祀、民俗等活动，如宁波城乡至今保留着正月十五元宵节（很多宁波人以正月十四为元宵节），火烧樟树枝叶“弹（烧）址界”的民俗，祈求去病消灾发财兴旺。
此外，《余姚共识》将《茶经》明确界定为晋代的“虞洪遇丹丘子获大茗”故事，提前到了汉代，而《茶经·七之事》开头所列“汉丹丘子”并无出处，丹丘子是仙家道人之号，汉丹丘子与晋丹丘子是否一人尚待考证。将晋丹丘子提前到汉代，同时提前了虞洪的生活年代，与《茶经》相悖。
《余姚共识》所记东汉隐士“刘纲、樊云翘饮茶升天”，未见任何文献记载。
三、湖南《茶祖神农炎陵共识》：所谓《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得荼解毒”未见记载
2009年4月10日发表的《茶祖神农炎陵共识》第一条记述：“《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
当代很多权威茶书、茶文亦如是说。实际上，《神农本草经》并无此说。该书记载的365种中草药，茶是作为“苦菜”记载的：“苦菜：主五脏邪气，厌谷，胃痹。久服，安心益气，聪察少卧，轻身耐老。一名荼草，一名选。生川谷。味苦寒。名医曰：一名游冬，生益州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阴干。”
2011年，笔者查考到目前发现最早记载“神农得茶解毒”之说的文献，是清代陈元龙编撰的著名类书《格致镜原》，他在该书《饮食类·茶》章节中有如下引录：
《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格致镜原》引录该语时，只注明是《本草》，未说明年代与作者。由于目前尚未发现其它文献引录该语，给后世留下了疑问。但从结尾“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透露的信息，可以理解此《本草》不可能是唐以前的版本，而可能是宋代以后刊印的笔记类稀缺版本，很可能是明代版本，因印刷甚少而散佚了，或尚有存世而未被发现，如清代稍晚于陈元龙的陆廷灿的著名茶书《续茶经》，也未见引录。
仔细阅读《格致镜原》“神农得茶解毒”引文，可以发现与常见的《神农本草经》引文，除了结尾多了“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以外，另有两点细微差别：
一是“七十毒”非“七十二毒”。“一日而遇七十毒”之说《淮南子·修务训》有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 《格致镜原》引文原文作者是否由此而来，有待考证。
二是“茶”字非“荼”字。上述两种版本均为“茶”字，而非“荼”字。
虽然仅是一字之差，但其中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一般说来，隋代之前多为“荼”字；隋、唐时代“荼”、“茶”并用，如成书于隋末的著名类书虞世南《北堂书钞》，已经列出“茶篇”；宋代以后则多用“茶”字。
有人认为《格致镜原》所引《本草》即为《神农本草经》，非也！中国历代《本草》类著作繁多，据北京大学博士、茶文化专家滕军女士转引日本冈西为人《本草概说》统计，中国隋代之前，已有本草类著作百种左右，唐代以后更多。这些本草类著作统称《本草》，如陆羽《茶经》所引《本草》即为《唐本草》，或称《新修本草》。
笔者以为，所谓《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得荼解毒”，应为当代人笔墨，源于何处未曾详考。
笔者已公开发表专文《“神农得茶解毒”由来考述》。
四、浙江《磐安云峰茶共识》：许逊茶事纯属杜撰，陆羽登临磐安未见记载
2013年6月14日，浙江磐安发布《磐安云峰茶共识》，其中写到：“东晋时，道教祖师许逊云游至此，惊鲜茶之优异，遂授之技艺，宣之四方。百姓感其德，为其立庙奉祀，开茶文化之先河。”
该共识还写到：“至唐，茶圣陆羽登临，列所产‘婺州东白’为名茶，供皇室品用。”
此事的由来是这样的，2005年，当地发现了一处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玉山古茶场，其历史至多由南宋榷茶所演变而来，当地却将此与《茶经》记载唐代名茶“婺州东白”、晋代高道许逊挂上了钩。
其实，茶史中没有任何与许逊相关的茶事，当地也没有相关的方志或其它文献记载。许逊为江西人，家南昌，他是否云游磐安亦未见任何文献记载，说他在当地种茶，仅是当代杜撰的传说而已。
“茶圣陆羽登临” 磐安亦未见文献记载。
关于“婺州东白”， 《茶经·八之出》原文是这样的：“明州（今宁波）、婺州（今金华）次，（明州鄮县生榆荚村名茶，婺州东阳县东白山，与荆州同）。” “婺州东白”其实与今日磐安云峰茶风马牛不相及。《茶经》记载的东阳县东白山，今为东阳市，山名未变，当地出产东白春芽，东白龙井。磐安各地茶山未与东白山相邻，1983年由东阳划归磐安的玉山古茶场，相距100多公里，需要2小时左右车程。《茶经》记载的茶品具有严格的原产地限制，不能因为玉山古茶场曾经在东阳地域，便牵强附会“傍名茶”。
结语：虚假茶史、不实名称以假乱真，损害中国茶文化形象，希望得到正视并纠正
举办研讨会并形成“宣言”、“共识”，已成为当下各地茶文化机构的惯例，而一般地方都喜欢溢美或夸大当地茶史，言过其实，甚至编造茶史，以显示其悠久茶史。这就需要主事者多从茶史和学术角度多加把关，多挤“水分”，如上述“宣言”、“共识”出现的茶史与学术错误，说明认定时太随意、太宽泛。
上述四种茶文化“宣言”、“共识”，多有海内外人士参加。如果与茶事毫不相干的许逊可尊为茶神，尤其是虚假吴理真，当地为他立起了塑像，建造了纪念馆，很多茶文化权威工具书以及中央电视台记录片《一片树叶的故事》都如是说。如此风蔓延，岂不遍地是茶租、茶神，《茶经》不“经”了？！茶之祖国搞不清茶史，实在是一大悲哀，让笔者等挚爱茶文化的人士蒙羞！
中国茶史已足够丰富，任何类似虚构吴理真的虚假茶史，杜撰的许逊茶事，类似“世界茶文化发源地”、“世界茶文化圣山”、“原始茶”等不实名称，只能混淆茶史，损害中国茶文化的形象。但愿真实的茶史不要被这些虚构、虚假的所谓传说、故事所混淆、淹没。
今后各地还会不断推出各类茶文化“宣言”、“共识”，真诚希望主事者对涉及到的茶史及新的名称，尤其是唐代以前的茶事，笔者考证少有超越《茶经》的，把关时宜紧不宜松，认真严谨，慎重其事，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历史考验。当下电子时代，也可在网上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减少错误。
一位茶文化专家说，他去日本讲学，日本专家问他，你们中国好象茶史都没搞清楚，说法较多。专家回应说，这并不奇怪，你们日本茶道流派不也很多吗？这位专家以为问题还给了日本，笔者对此并不认同。其实这是种概念，茶道表演不同于茶文化历史，完全属于个人行为，著名茶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流派，所以他们流派繁多。但中国茶史，尤其是一些重大事件，不应有多种说法。
解铃还需系铃人，关于虚构吴理真，笔者已多次呼吁相关部门举行专题研讨会。真诚希望上述四种茶文化“宣言”、“共识”的主事者，正视错误，不要继续以讹传讹，诚如周国富会长所说，不实事求是会失德失信。
作为一名坚守良知的茶文化学者，笔者本着实事求是、求真求实的精神，就事论事“立此存照”，无意冒犯任何当事人。
当下堪称茶文化黄金时期，尤其是习近平主席空前重视茶文化，为中国茶文化的复兴繁荣并走向世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笔者惟愿专家、学者，真实、准确地解读茶史，传承并创新茶文化，无愧于伟大的时代！
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并深入研讨。 (完)
